薩米亞特：見證自由的文學

(原文转自天涯[闲闲书话])

景凱旋　

　　有位捷克出版界人士曾說，當代捷克文學包含三個方面：官方文學、流亡文學和“薩米亞特”文學。他說這番話是在1989年6月布拉格的一次出版會議上，在座的人全都熱烈鼓掌，因爲終于有人替他們說出了早已存在的事實。“薩米亞特”是一個俄語詞，最早是五十年代一個俄國詩人用來稱自己打字裝訂的詩集，後來成爲七、八十年代波蘭、匈牙利、捷克等東歐國家地下出版物的代稱。按照牛津俄英詞典的定義，“薩米亞特”是指那些“非正式出版的手稿複制品”。但此定義卻忽略了一點，文化的創造自古以來都是采取“非正式”的形式，人類失去這個自由也只是近代的事，因此它很難反映二十世紀這樣一個重要現象，當一個政權禁止人民提出任何質疑，毫不在乎他們的內心信念，竭力把他們降低到只能接受假話的水平時，自制的文本便成了作家的表達媒介，被那些渴望得到精神資源的人們看作唯一的安慰。　　
舉世聞名的布拉格之春是由捷克作家爲其先導的。在此之前，捷克作家一直處于社會上層，享有各種特權，但付出的代價就是必須按照政治配方，生産“拖拉機文學”。這種恥辱直到昆德拉《玩笑》和瓦楚利克《斧子》出版後，才開始得到洗刷。在1967年6月作協四次大會上，作家們紛紛提出創作自由的問題，他們要求除了受刑法制約外，寫作應不受任何其他限制。昆德拉認爲，當代社會擯棄了人道主義美德，捷克文學正在喪失歐洲的特征。克裏瑪發言說，檢查制度必然會變質爲官僚機構，成爲社會進步的障礙。瓦楚利克則指出，藝術不可能放棄它對政府的批評，二者之間應制定出“客客氣氣的交往規則”。作家們的言論引發了社會上對改革的公開訴求。一年以後，當捷克改革面臨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時，瓦楚利克又應一批科學家的請求，發表了一篇題爲《兩千字》的宣言，要求加速改革步伐，徹底去斯大林化。作家們的言行使前蘇聯領導層大爲震怒，以致勃列日涅夫在與捷克領導人談判時，竟沖他們吼道：“你們的政策竟讓所謂自由作家們來發號施令，這簡直是發瘋！”因此，當前蘇聯軍隊入侵捷克後，全副武裝的士兵首先包圍的國家機關之一便是作家協會。　　
在“遺忘總統”胡薩克的統治下，開始了所謂“正常化”時期。許多作家失去工作，其作品也遭到禁止，僅在1982年七七憲章開列的名單中，被禁止發表作品的捷克作家就有231名！官方的目的很清楚，將他們與社會隔絕開來，讓他們被讀者遺忘。一些作家（如昆德拉）離開了捷克，另一些作家留在國內，但只能爲抽屜寫作。七十年代初，一個被禁作家的小圈子開始每月一次在克裏瑪家裏聚會，互相朗讀他們的作品。他們中有捷克文學的重要作家哈維爾、瓦楚利克、格魯薩、科赫特、克萊門特和烏德等人。後來，瓦楚利克在《施瓦森堡的挂鎖》中描述了“薩米亞特”文學的産生，他們先是在朋友間互相傳閱手稿，然後發展成請人把這些手稿打出來，編上號碼，再按照紙張、打字和裝訂的成本價，出售給作者本人和那些感興趣的讀者。瓦楚利克還給這種未經許可的書取了個隱喻的名字：“挂鎖的書”。他們甚至還請國營工人來裝訂成冊，配上被禁畫家的插圖，使它顯得像真書一樣。　　
爲了避免被抓住和被沒收的危險，這些作品都是在夜幕下的小房子裏打出來的，藏在閣樓、天花板和花棚裏，但作者、打字員和裝訂者仍時時面臨警察的搜查、審問和監禁。七十年代中期，“薩米亞特”作品開始流傳到國外，于是官方加緊了控制，並且軟硬兼施，許諾說只要放棄“薩米亞特”寫作，作家們就可以想寫什麽就寫什麽。當然，大多數作家沒有順從。在他們看來，出版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精神生産是人間的法律無權幹預的。瓦楚利克回憶到，有一次，國外的一個出版家協會獎給他一萬馬克（後來證明是誤傳），警察很快就知道了，詢問他是否成立了一個出版社，他爭辯說，“薩米亞特”不是一個出版社，而是沈默作家的一個維權行爲。他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行爲，就像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的，“隨他們去吧，但我絕不保持沈默，絕不！”　　
沈默的牆畢竟被打破了，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薩米亞特”，有的人還主動跟作者聯系，要求被允許複制這些未經許可的東西，一些讀者甚至預先付錢來訂購。寫作依賴于讀者的閱讀反應，而這種秘密的閱讀才真正顯示出作者與讀者之間兩顆心靈的交流。後來，一些哲學家、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也加入進來。到八十年代末，這類書已經出到300多種，從文學發展到宗教、政治、曆史、經濟學、哲學和藝術等各個方面。對于捷克作家，這種行動不僅是他們用以戰勝審查制度的方法，而且是一種文化和共同體生存的不屈象征。他們再不用擔心市場的需求，不用考慮到要發表而自我審查，更不用操心能否得到官方的文學獎項，這使他們得以獨立于市場和審查制度，回複到自由的元寫作狀態，從而在作品中展示出二十世紀人類的一個核心經驗：極權社會的經驗。
　　 官方極力宣揚愛國主義，並用各種福利去換取表面上的穩定，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買房子，購小車，出國旅遊，但剝奪人尊嚴的結果，卻使整個社會處于壓抑、沮喪、順從和冷漠之中，甚至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是建立在這種恐懼和自利之上。大多數人出于無望，變得玩世不恭，即使對那些曾被斥爲反人性的東西又公開複活，也很快就熟視無睹。在官方文學中，則是一種平庸的美學，一種愛國主義和田園生活的抒情和滿足。從那些制造出來的盛世狂歡話語中，透出某種恐怖的東西，用哈維爾的話說，這是一種“奇特的幾乎是神秘的恐怖，一切都是誇張的、熱情的、抒情的、悲慘的或者過于嚴肅的”。這種主要是由謊言造成的恐怖，促成了捷克“薩米亞特”作品中強烈的道德感。　
　 自從19世紀捷克文學的啓蒙時期，捷克作家就將文學看作是生活的捍衛者，作品中總是充滿當下的嚴肅問題。捷克人很少有過專門爲消遣而寫作的作家，也不欣賞作家那種自我放任的存在奢侈。他們始終堅信一個古老的信條，寫作可以使人獲得自由。由于被逐出公共生活，“薩米亞特”作家被剝奪了許多直接經驗的機會，但他們並沒有因爲被邊緣化而退縮到自我封閉。與當代中國作家不同，“薩米亞特”作家從來不寫那些虛假的東西，例如遠離現實，逃避到自己從未經曆過的故事中，沈溺于抒情的原鄉傳說、僞民俗的仿制、做作的擬古或文字的技巧，而是描寫時代陰影下普通的真實的人生。
　　 這種對生活本質和人的狀況的關注，發誓只說真話的藝術觀，正是“薩米亞特”作家所信奉的“生活在真實中”。在他們看來，制度目標提倡的是一種反生活的方向，它迫使每個人都表現出一種雙重人格。生活在真實中就是拒絕各種非個人化的權力話語，回到生命世界本身。作爲獨立的“薩米亞特”文學，應當揭示生活目標與制度目標的沖突，激勵人們建立起一種不同于制度目標的平行結構。顯然，這不是一場政治層面的反抗，而是一場道德層面的反抗。正如美國作家羅斯在采訪克裏瑪時所感覺到的，在一個謊言社會，“薩米亞特”成爲“真實的唯一監護人”。
　　 近年來，中國讀者已經開始熟悉克裏瑪，他的小說其實很能體現“薩米亞特”的主旨。在《愛情與垃圾》中，克裏瑪借主人公的話說，應當讓生活“上升到碌碌無爲和遺忘狀態之上，要自己去探索，不從他人那裏接受虛幻的和模仿的事物”。這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貫主題：在個人的真實生活中體驗世界和存在。作者采用第一人稱手法，講述了一個人的情感經曆。主人公是個作家，只能在國外發表作品。他的工作是街道清潔工，每天都與一些粗俗而有趣的人在一起清掃垃圾。他有妻子兒女，卻與一個已婚的女畫家偷情，小說便是圍繞著這點展開。通過對周圍人的觀察，對布拉格的街道、河岸、郊外山坡的描寫，主人公的生存狀況漸漸浮現出來。他想要過一種“真實的生活”，拒絕傑爾克斯基精神（這是一種極地某部落的語言，只有250個字，可以用來表達一切事物。在主人公看來，許多生活在謊言中的人都具有這種精神），但卻在生活中扮演了一個說謊者的角色，不斷與情人見面，又不斷向妻子撒謊。最終，兩人都難以忍受這種欺騙，只能選擇分手。如果說，垃圾是世界物質化和道德墮落的隱喻，那麽愛情則是在生活中尋找真實的象征。
　　 短篇小說集《我的初戀》基本上是自傳性的，其中的《真話遊戲》描寫一對情人的故事。乍一看，這好像是一場心心相印的戀愛，男人發現了多年來那種宣傳的欺騙性，女人發現丈夫欺騙了她，這使他們走到一起。但當男人希望了解其情人時，卻感到這個女人始終是個謎，即使他設法跟她玩相互問答的“真話遊戲”，也無法看清她。作者有意留下謎團，似乎是在告訴讀者，在這個社會裏，即使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充滿了種種謊言。
　　 以親身經曆作爲作品的情節基礎是“薩米亞特”的特點，哈維爾的劇本《觀衆》，瓦楚利克的小說《捷克夢之書》，也都寫到自己在底層的經曆，生活的日常性及其悖謬。這一點使人聯想到源于十八世紀浪漫主義的文學訴求：藝術的本真性在于通過親身經驗，形象地表現生活。但是，浪漫主義思維認爲價值是被創造的，而不是被發現的，人們唯一面對的是如何實現自己的價值觀念。今天，在許多人眼裏，這種思維的實際效果仍然與政治壓迫夾纏不清。“薩米亞特”作家恰恰在這點上有所不同，他們保留了中世紀的信仰背景，把價值看作是一種超驗的事實，它是被發現的，而不是被創造的。自傳性敘事代表了一種個人主義理念，以及從個人角度觀察世界的重要性，而相信一個具有內在意義的世界，又使他們得以拒絕任何主觀的建構理性和浪漫主義激情，堅持對現實生活的觀察與思考。
　　 經曆了布拉格之春，作家們帶著驚愕的眼光，看到自己的國家又一次被擲進一個荒誕的世界。在奧匈帝國統治下，十九世紀捷克作家曾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與這些前輩相比，“薩米亞特”作家的視野已經變得更加複雜，寬廣，他們著力刻畫的是個人在極權社會裏的存在境遇，自我的疏離與異化，因而可以稱之爲一種個人現實主義的創作。
　　 卡勒爾•佩克的小說《喬治先生》寫了一個孤獨者，這是一個內心與社會分離的人，對一切都無動于衷。他獨自住在公寓裏，富有的美國妻子遠在國外，每月都給他寄錢來，但當妻子要他出國時，他的平靜生活卻被擾亂了。過去他想出國，得不到批准，如今他不想出去了，他們又催他趕快辦手續。作者詳細地描寫了主人公一天的活動，很晚才起床，刷牙洗臉，喝咖啡，想著天花板上的汙漬。然後又描寫他穿過街道，漠然地看著發臭的運河，在熟悉的小店買報紙和雪茄，在小吃店吃快餐，然後又是回家，喝咖啡，看報，睡午覺。在酒吧裏，他遇到一個喝醉的女人，把她帶回家。結果她吐了一床，惹得他大發雷霆，半夜裏把她無情地趕走。第二天，主人公又在酒吧裏喝了不少酒，最後突然發病死去。
　　 這人物讓人想到加缪的《局外人》，但卻沒有加缪作品中那種對絕對的激情。克裏瑪曾說，布拉格像它的現代史上幾位總統的死一樣，像它曾同時誕生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大作家卡夫卡和哈謝克一樣，充滿了悖謬。人們常常把“薩米亞特”文學看作是卡夫卡式的寫作，但它其實也是哈謝克式的寫作，如像特勒弗卡、邦德、烏德和佩卡等人的作品，都屬于那種典型的捷克小說，即捷克哲學家哈耶克所說的“悲傷的歡笑”。
　　 普魯恰日科娃的《來嘗一嘗》，同樣寫了一個道德麻木的故事。一個女人懷孕之後，痛苦地躺在房間裏，她的男友卻一走之，去了國外。通篇故事都是她與妹妹的對話，她在房間裏的活動，她與男友在電話上的通話。而那個有家室的男人始終沒露面，只是給她寄去一張明信片：“這兒的啤酒不錯。來嘗一嘗吧。我愛你。”然後又打電話邀請她出國，並且抱怨這個國家不自由。這篇小說與佩克的小說一樣，都是很平常的故事，冷漠而不誇張的敘述，通過一種荒誕的眼光，審視那些灰色世界中的個人。在所謂“正常化”時期，犬儒主義和道德腐蝕成爲社會的突出特征。當局爲了表面的穩定，強制宣傳制度認同和民族認同，但對于許多普通人來說，他們真正面臨的危機卻是自我認同。人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生活有何價值，他們的內心即使是真實的，他們的行爲也永遠是被動的，每天都在發生的有損尊嚴的事實變成了個人的宿命。　　 許多作者都在作品中有意顯示出社會的背景，以此表明人性的缺失並非與時代無關。極權社會扭曲了人性，而扭曲的人性反過來又支撐著這個社會。然而，正如克裏瑪在一次訪談中所說，文學家當然要描寫個人與這個世界的沖突，但卻不應當必然地假設這個世界比自己更壞。大多數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都生活在謊言中，是因爲人性中存在著承認它的東西。盡管人們內心什麽都不相信，但表面上人人都很順從，甚至似乎和當局達成了一種遊戲規則，至少大家要裝作互信的樣子。于是，基本道德的崩潰構成了每個人的現實。通過小說的形式，作家們探索了人性最深刻的本質。
　　 “薩米亞特”文學的主要成就是小說，但一些作家也複活了捷克的傳統小品文。這種夾敘夾議的文學類型，從個人經驗出發，對國內外事件及自身狀況加以敘述和評論，在恰佩克時代就很流行，一直深受讀者歡迎。哈維爾、科赫特和克裏瑪以及其他作家都經常采用這種形式寫作，但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家還是瓦楚利克，小品文的形式到了他又有了新的發展。作者雖然常常寫的是政治題材，卻並沒有放棄美學關懷。在他筆下，朋友間的趣事，咖啡館的談話，傳訊室的交鋒，安全人員的蠻橫，都寫得生動有致，很有一種諷刺、冷漠和頑強的風格。哈維爾曾說，瓦楚利克的小品文“創造了一種原創的形式，在其中他的個人思考、他的觀點和經驗與主題論述融爲一體，並被重新巧妙地安置到藝術的細小結構中，其效果遠遠超過讀者對這一文類的期待。”讀他的作品，讀者不但會覺得其中的政治思考發人深省，那些描寫人的細節也同樣使人感到愉悅。　　 比如，《妖魔》講述作者在咖啡館遇到一個天真的伊拉克遊客，他們談到阿拉伯神話裏那個寶瓶和妖魔的故事，如果它再跑出來，怎麽把它弄回去。他們又談到旅遊，那個伊拉克人說，他去過許多地方，發現布拉格比雅典更自由。這番話使作者哭笑不得，但他不禁又想到，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也許自由的觀念會顯得更加繁榮，因爲在那裏，人們更能體會到生活目標對抗制度目標的力量，正如文章裏最後所說，妖魔又跑了出來，但“妖魔只能在上空盤旋，就像它在荒漠的沙丘上飄浮，卻不能改變沙子的本質。”在《發言人的葬禮》中，作者本打算參加一個朋友的葬禮，卻接到警方的傳喚，並把他帶到警察辦公室。兩個警察坐在旁邊聊天，也不來詢問他。作者爲了消磨時間，只好一邊閱讀一本討論捷克民族性的書，一邊想象著葬禮的情形。書中內容與葬禮想象交織在一起，意味深長。葬禮結束，警察宣布說他可以回家了，當作者趕到墓園時，只看見空蕩蕩的墓地，作者最後寫到：“你不可能真的錯過一個葬禮，只有活著的人你可能錯過。”作者善于把感情內斂在冷靜的敘述中，然後在結尾筆鋒一轉，引出一個令人深思的人生哲理，哈耶克稱他的作品代表了“將政治升華爲文學的東歐寫作”，確實是精當之論。
　　 瓦楚利克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薩米亞特”的使命不僅是爲了文學，也是爲了給後人留下一代人的記憶。爲此，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這些作家失去了太多的個人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社會邊緣化。在前面提到的那次出版會議上，參加會議的人熱烈鼓掌，通過向“薩米亞特”表示敬意，那些在胡薩克時期獲得巨大好處的人，一夜間就撇清了自身與政權的共謀關系。在座的作家契卡洛娃本想站起來，質問出版商爲什麽現在才說出這話，但最終她還是忍住了。也許，這就是薩米亞特作家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十七世紀英國詩人彌爾頓在其名著《論出版自由》中，曾經這樣說道：“讓我有自由來認識、發抒己見、並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二十世紀的捷克作家再次踐行了這一信念，他們完全可以爲此感到自豪，因爲在一個不能自由表達的年代，他們曾經表現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