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魯迅的“鬥士”身份一辯——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

(原文转自天涯摆渡)

作者：邝海炎

 我承認，我這樣的年齡來談論魯迅是危險的。黑格爾曾說,同一句格言,在一個飽經風霜、備受煎熬的老人嘴裏說出來,和在一個天真可愛、未谙世事的孩子嘴裏說出來,含義是不一樣的，“老人講的那些宗教真理，小孩子也能說，可是對老人來說，這些宗教真理包含著他的全部生活意義。而對小孩來說，這種宗教內容的意義只是這樣一種東西，即全部生活和整個意義在它之外。”（見《小邏輯》第三篇，概念論）
但精神與年齡的關系也並非那麽絕對，否則“忘年交”和“異代知己”如何可能？其實，我倒相信，對于那些追求心智真誠的人們來說，閱讀魯迅，既是一種巨大的智性挑戰，也是一場漫長的心理磨難。學勤先生說，“我懷念魯迅，有我對自己的厭惡，常有一種苟活幸存的恥辱”。或許中國現當代的讀書人與魯迅精神的遠近不是由知識決定，而恰恰是由這份恥辱感決定的。
關于魯迅的爲人，流傳著各種比喻的說法，魯迅曾自比爲貓頭鷹。早在日本留學時，魯迅就喜歡貓頭鷹了。回國後在杭州兩級師範學校教書，他在自己筆記本的右上角就畫有貓頭鷹。1927年，他的第一本雜文集《墳》出版，又以貓頭鷹形象作爲封面的裝飾圖案 。
　　瞿秋白將魯迅稱爲萊谟斯，是狼的乳兒。日本學者增田涉說魯迅給他的印象就是像一匹“受傷的狼”。著名學者錢理群在《心靈的探尋》中更直接作出論斷：“魯迅就是一只受傷的狼。”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還有一本關于魯迅的論著，書名即爲《荒原野狼》
還有一種更詭秘的比喻，那就是蛇，魯迅在自己文章、書信當中，多次將蛇與枭(貓頭鷹)並稱，且引以爲“朋友”。蘇雪林在《魯迅傳論》更是直接將魯迅咒爲“老毒蛇”，說他“腔子裏充滿毒液，不向人發泄，則奇毒攻心，勢將自斃”。 （見靳新來《魯迅先生是條自感“罪惡深重”的蛇》）
 這些比喻無疑都指向魯迅的“鬥士”身份，贊之者譽爲“啓蒙戰士”，“青年導師”，“民族英雄”，而毀之者則“罵”他是“紹興師爺借刀殺人”、“毒筆的文人”、“陰賊”、“刻薄”、“惡毒”、“險惡”、“睚眦必報”、“含血噴人”等等。更有甚者如劉小楓，居然以西方精神中的“神性維度”對魯迅進行了如下指責：
 1）“據說魯迅的思想特色是‘雜’，在我看其實是陰‘冷’。”（P332）
　　2）“魯迅的靈魂在怨恨中早熟，怨恨的毒素已經把人靈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噬蝕淨盡，空虛的靈魂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畫、冷嘲和熱諷，還能向往什麽高貴的精神？深切了解自己的魯迅能不對自己絕望？”（P339）
　　3）“魯迅精神的個人品質可能是苦楚，因意識到自己心靈的‘陰毒’而苦楚，狷狂和冷嘲是苦楚靈魂的鴉片。魯迅說要救人，也許要救的是自己靈魂的陰冷。可是，除了靈魂的自我刻畫、冷嘲和熱諷，魯迅找不到別的東西來滋養靈魂。”（P338）
　　4）“魯迅所置身于其中的精神傳統，從來就沒有爲他提供過對愛心、祈告寄予無限信賴的信念，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懷和氣質似乎可以理解。但據說魯迅通西學，事實上，他的確知道遭‘衆猶太人磔之’的耶稣基督，知道西方精神在深淵中祈告的基督教信念，而且也曉得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問題在于，魯迅並不相信認信基督的信念，而是相信惡的事實力量。魯迅相信的是另一種信念，愛心、祈告的力量沒有惡 的事實有力量。......魯迅的信念並非曆史的惡強迫得來的，而是其個人氣質及其所傳承的精神傳統的結果。”（P329）
 劉氏在《拯救與逍遙》中的以上論斷曾引起了一些國人的強烈共鳴，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劉氏治學具有一種“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遊擊戰風格”，他最近擺弄的思想玩具——施米特與施特勞斯，卻是西方思想界的右翼，而施米特更是因其思想的嗜血性以及與納粹合作的事情臭名昭著。對于劉氏這次自鳴得意的“煽風點火”，徐贲先生在《政治神學的教訓：失節的施米特》中批評到：“二十一世紀初在中國興起的施米特熱把施米特當作重建本土“政治”和“主權者決斷”概念的理論資源,有兩個值得注意的誤區。第一是把施米特的政治神學當成了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哲學,並試圖以單純的政治哲學理論來“借鑒”施米特。第二是把施米特的思想和著作以曆史斷代的方式分割爲魏瑪時期和納粹時期,並在這個基礎上刻意淡化施米特與法西斯思想和納粹政治的密切聯系,用單純學術化把他裝扮成一個對現代政治和國家理論特別有“睿見”的思想家”。在這裏，我姑且不論“中國新左派健將”張旭東利用施米特《議會民主制的危機》中的觀點對自由主義憲政進行攻擊，並且將施米特捧爲“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最精彩的自由主義批評家”的“羊癫瘋”之舉（見張旭東：施米特的挑戰——讀《議會民主制的危機》），就以劉氏本人對施米特的態度來論，“正如漢語學界不乘機通過研究施米特的政治法學進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內在問題的縱深，而且糾纏于其政治生涯問題，匆忙就其政治論述作出或右派、或新左派或自由主義的評判，就失去了一次學會審慎思索的機會。”（見劉小楓：《現代人及其敵人》，第66頁）。那麽，在這裏我想問一問劉小楓，我們是否可以基于同樣的理由給魯迅相等的待遇呢？難道第三帝國的“桂冠法學家”可以“用單純學術化把他裝扮成一個對現代政治和國家理論特別有“睿見”的思想家”，而我們中國畢生實踐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偉大精神界戰士”魯迅卻不能？施米特的核心思想是“政治就是劃分敵友”，難道這世上還有比“自由鬥士”更符合這一點的嗎？由此可見，劉小楓對魯迅的指責是多麽的虛僞啊，他年青時狠狠地唾了魯迅一下，可今天卻不得不在自相矛盾中爲自己年青的誤讀尴尬。其實，所有攻擊魯迅“陰暗”和“刻毒”的人都逃不脫與劉氏類似的尴尬，他們懊惱，甚至是難堪、、、他們讀不懂魯迅的偏激，所以他們也理解不了魯迅的偉大。
 在馬克思看來,迄今爲止的人類曆史僅僅是“史前史”而已,那麽人類真正的曆史開始了嗎？ 1936年10月19日,早晨5時25分,一貫言辭激烈、最富戰鬥性的作家魯迅,因肺病醫治無效,病逝于上海大陸新村9號寓所，此後的中國曆史被稱爲“後魯迅時代”。可以說，魯迅的一生，幾乎濃縮了從“古代”到“現代”，乃至“後現代”的整整一部中國史。所以在20世紀中國思想家中，魯迅思想的深刻性和複雜性是無人可比的，他爲我們貢獻了“中間物”，“無物之陣”，“黑暗的閘門”等意象豐富的概念，這些思想的豐富性決定了魯迅要被後來的國人長時間的談論，也決定了他會被各種勢力長時期的誤讀。
 現在的知識界似乎有一種“崇胡（適）抑魯（迅）”的風氣，如果這僅僅是政治彈簧松懈時思想人物的一種曆史性反彈，也好理解；但要是像某些前輩所高喊的“尊魯迅，但更尊胡適”，所謂“以一種意識形態代替另一種意識形態”，則大謬不然。衆所周知，權力的本質是支配，思想是所向披靡的，所以它是一種“軟權力”，這種特質決定了它與政治“硬權力”的親緣性，要麽是思想造反並推動政治，要麽是政治壓制或利用思想，魯迅之不幸，罪不在自己有思想，而在權力者成心捉弄，如果好事者耿耿于“魯迅爲什麽被專制利用？”這樣的僞問題，他最後的死法肯定跟豬一樣——“是笨死的”！
 那麽，調和胡適和魯迅怎樣呢？君不見，持“魯迅是拆台的，胡適是補台的”的論者有之，主張“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的論者亦有之，而那句“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的口號更是將中國當代讀書人的淺薄和輕佻暴露個底朝天。我認爲，這種“事後諸葛”式的折中說得文雅點是“書齋裏的靜態演繹”，說得粗糙點，則是典型的“小資文人的意淫”。你想想看，如果連魯迅胡適這樣的人物都能被你“三下五除二”的來個“調和”+“折中”=“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那這“大師”也太容易超越了。我記得大舞蹈家鄧肯與大作家蕭伯納曾發生過一個有趣的故事，鄧肯寫信給蕭伯納：我有第一美麗的身體，你有第一聰明的腦子，我們生一個孩子，再理想不過了。蕭伯納回信：如果小孩兒生下來，身體像我，而腦子像你，那不就糟了嗎？蕭伯納的這一幽默深刻地說明“對兩個不同的人進行中和（綜合）和折中是多麽可怕的事情啊”！
 其實魯迅就是魯迅，胡適就是胡適，你可以喜歡魯迅的偏激，練成“铮铮鐵骨”，也可以喜歡胡適的平和，做個“儒雅君子”，這裏無所謂優點缺點長處短處，你喜歡誰就揪誰親一口得了，沒必要弄得跟挑女婿似的左右犯難。就好比西諺有雲：“凡有所學，皆成性格”，能不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