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新一與愛倫坡,投射到我們內心的鏡子
今天和L君聊起小說,忽然想起自己最喜歡的兩個小說家,一個以創作反映作者所處年代社會現實的日本的“軟科幻”作品而聞名,另外一個則無疑是強調“爲藝術而藝術”,試圖在現實之外重構幻想的小說家,現代偵探小說的祖師,兩者似乎沒有相同之處。
更甚至,在星新一的作品裏面,不可能找到莫格街凶殺案裏面的暴力場景,如作家自己在《創作的道路》(日本新潮社,1979 )所說,也既是他的創作三原則。而相對而言,愛倫坡則在一百多年前則提醒人們關注自己內在的恐懼與分裂的情緒,盡管那不是他的目的,我想象。現在讀起《一分鍾小說選》或者《愛倫坡恐怖短篇故事集》,還是會覺得出作品的時代性,雖然你很明顯的知道,那不是我們的年代,但是也無法確定那是個什麽年代,盡管星新一故事裏面常常以現代日本公司作爲故事發生的背景,或者以對科技和大衆傳媒的擔憂作爲基調,但是正如高山族的一個射日的傳說(傳說中可以將太陽用箭射落,但是要翻越幾十年旅程的高山)一樣,那是一些將無比的超人力和看似矛盾的弱小現實結合的故事,讓人感到熟悉又陌生。同樣的,愛倫坡有意的將想象力投射到遠離美國的遙遠巴黎《莫》,或者荒落的蘇裏文島《金甲蟲》,不能看作是偵探小說必須的設置,倒可以認爲是愛倫坡希望讀者在分析和閱讀那些玄疑故事的時候,能不借助自己的生活經驗,而是全憑藉推理。也既是說,他們都希望讀者能夠完全進入自己設置的場景,體會那種恒古不變的人的內心特質,一種常常被誤打上時代與階級烙印的人性。他們超越了時代,將人類的心理曆史投射在同一個坐標上點上。
星新一的東西,一些文學評論家喜歡帶上道德功能,作家的原則與作品的道德功能,並不能完全畫等號,或者說,我是在試圖在逃離階級性的分析他的作品。促使我將兩位作家聯想起來的,是兩者作品幻想出的那種有時候讓人陰郁,讓人感到自己處在單獨的空間,那種與大世界隔絕的獨立心境下的體會。我承認有時候那會讓人發狂和恐懼。比如星新一一個小說裏面描寫的午夜時分電視的雪花樣屏幕裏面被囚禁的少女,或者愛倫坡在《寫在羊皮紙上的遺囑》裏面律師在老夫人臨死前的對她最後遺囑的守衛--當然,按照愛倫坡最後的揭秘,應該是老夫人主動設計的,所有這些,讓人在閱讀的時候無法不進入那個似乎只爲了那幾個人設計的世界,狹窄窒息,讓人摒住呼吸,在看完最後一個字的時候,好像是終于從作者精心編導的故事中醒來,如釋重負。
微型小說和短篇小說,對“在那個時刻”的描寫,要永遠放在人物的刻畫之上,不過魯迅是一個例外。忽然想到那麽多了,都是一些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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