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篇故纸堆中的故事啊

原来中国的日文翻译界当年出了这桩事情，那么文中所影射的知情人，该是叶唐夫妇俩的所谓“对头”文洁若罗，哈哈，我又开始乱想了。
从误解到诬陷
——──刘振瀛事件始末记（转自日本新华侨网）
发布时间：2007/01/31 17:54:51 　作者:叶渭渠

编者按：20多年前，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曾有关于“抄袭”的传闻，其中缘由究竟如何，叶渭渠先生特地撰写了有关文章由本报独家发表。此文作为一个属于学术史的资料，供研究者和读者参考。作者言论并不代表本报观点。



近日，一位编辑与我相叙于团结湖寒士斋，畅谈日本文化与文学，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谈到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论”。这位编辑谈到他上大学时，读了刘振瀛先生的《我是猫》，深深被刘振瀛先生传神之笔所打动，并说他更佩服刘先生翻译的和歌，完全体现和歌简朴而真切的歌风，但读到1982年第6期《日语学习与研究》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刘先生在《世界文学》1980年第5期发表的三首和歌，是“剽窃”别人的，他一直质疑，不能置信，但又不了解内情……

他谈着谈着，我心潮起伏，又勾起了我对这段往事的回忆，对24年前发生的这件从误解到有计划、有目的地诬陷刘振瀛先生事件始末的回忆。因为我国日本文学界的不和与纷乱，都是从此引起的，至今我们日本文学翻译界，尤其是广大日本文学爱好者，对此事件始末仍不甚了解。一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日本学者，对刘振瀛这样一位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会“剽窃”别人的三首和歌，更是难以置信，至今仍存疑。刘振瀛先生因遭此诬陷，积郁成疾，十多年前过早地仙逝了。刘师母也因此事件，精神受到刺激，患了脑部功能性障碍。与这位编辑交谈的这一夜，我难以成眠，那凄惨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事情得从头说起：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刘振瀛先生等人翻译西乡信纲等人著的《日本文学史》。当时刘先生负责古代部分，带领我的同班同学张光珮等负责近古、现代部分。交稿后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书自然不能出版。至“文革”闹剧落幕之后，着手编辑这部译作时，我已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编室任亚非编辑组长，负责编辑此书的文洁若发稿时，向我谈到她在编辑过程中，与商务印书馆的尚永清先生商量修改了刘先生的几首和歌。责编对著译的文字修订，这是正常的运作，我未放在心上。当时，刘先生在“文革”受审查，未获“解放”，于1978年以“内部发行”方式出书时，不能署实名，就署了“珮珊”的笔名。因此，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1980 年《世界文学》编辑部准备出版一期日本古典名著专辑，内中包括选自《万叶集》多首和歌，编辑唐月梅本来是向李芒组稿的。李芒至发稿时间仍未交稿，于是她为了不影响刊物按时出版，有关《万叶集》和歌部分，就从已发表的书籍中，选出多首，其中有陈文彬、卞立强翻译的几首，和从上述《日本文学史》选了几首，但该书署笔名，唐月梅便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责编文洁若了解译者是谁。文洁若答复说，是刘振瀛先生译的。所以，《世界文学》在1980年第5期刊出这几首和歌时，就署名刘振瀛。于是，一位我国留日学生发现《世界文学》发表的刘译，与钱稻孙于1959年在日本出版的《汉译万叶集》中这三首和歌一字不差，就于 1981年夏分别给《世界文学》编辑部和李芒写信反映了此事。

李芒收到此信后，马上给当时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刘振瀛先生所在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反映这件事。当时在北大东语系任教的卞立强向我谈及此事。我觉得稀奇，文洁若不是说过是她与尚永清先生商量修改的吗？我当即询问了文洁若。此时文洁若坦诚，这三首译歌是她照抄钱稻孙的译作。

之后，文洁若遂即于1982年6月11日致函季羡林先生，承认是她“抄了钱先生的译文，改动后的译稿和校样都没有给刘先生看。《世界文学》从文学史中选登了六首，我忘记交代此事。”文洁若在信中并表明：“刘先生没有责任，完全是我的责任。”此信发出前，文洁若给我看过，并抄送了李芒。如果说，至此有关当事人是出于误会，向季羡林先生反映情况，完全是属于正常情况，但是此后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正常了！

正如文洁若致函季先生所言：“《世界文学》将《万叶集》译文发表后，有反应，我已口头说明，老叶也写了信，但似乎说服不了揭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日语学习与研究》要在该刊上所谓“揭露”此“抄袭”事件后，马上致函该刋编辑部，说明此事的原委。但是，他们未予理会，于1982年11月25日出版的《日语学习与研究》第6期上，用“湛雨”的笔名，以《令人不敢相信的事》为题的“来信摘录”形式，公开点名刘振瀛先生“大胆剽窃”，并表示“为了言之有据，附上两种译本的照片”。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包括不少日本学者，自然信以为真。由此，在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受牵连而一直仍是副教授的刘先生，好不容易盼来“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被北大评为教授，在向高教委报批中，也被叫暂停。一个诚实的硕学者受到如此诬陷的打击，其身心的伤痛可想而知。季羡林先生为了弄清真相，特派时任东语系主任陈家厚先生多次找我进行调查。我深知我讲真话的后果，但一个有良心的学者，对这种有目的意识陷害他人的事，绝不能沉默。于是，我如实地通过陈先生向季先生汇报。同时，高教委召集外贸学院、北大东语系有关负责人，进行商谈解决这个问题，三方一致认为《日语学习与研究》应在该刊上更正，并向刘先生致歉。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12月6日又一次正式致函《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再次说明：“有关此问题的错误，应由我社负责”，并要求他们来函照登，以使事情告一段落。有关人士仍拒不刊登更正的声明。最后很有耐性的季羡林先生，也不得不提出警告：若再不采取更正措施，就要在外语教育界披露此次诬陷刘先生的事件的始末。高教委纪委也介入此事。最后时隔两年多，该刊才于1985年第1期上，在刘先生的“来函照登”上，发表一个简短的编者按语，表示“我们在处理该稿件时不够冷静，缺乏慎重，给刘振瀛同志造成了损失，在此表示歉意。”

至此，这一场由误会而引起的事，为什么会转化为一个诬陷的事件呢？这个“湛雨”又是谁呢？揭示出来，也许会真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据《日语学习与研究》的知情人在这次调查中揭露，这确确实实是一场有目的有计划地诬陷刘振瀛先生的事件。这位知情人是该刊创办人之一，他谈了事件的经过：1982年11月份的一天，该刊主编拿了一份已经拼版的《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清样给他看……为了使真相更接近于原点，让我在这里引用这位知情人写下的、与该X主编的一段对话吧。

知情人：原文是发表在《世界文学》上，我们刊登这样的读者来信不合适，而且像刘先生这样的名人，更应慎重对待，应当把这封读者来信转给《世界文学》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都不让乱点名，今天这样做就更不合适了。

主编：我是主编，出了问题我负责。

知情人：从这篇读者来信的文风和措辞来看，不像是一般人写的。这里边是否有超越学术范围的因素在内？这篇来信一发表，是会损伤刘先生的声誉的。

主编：这是李芒写的文章，我把刘的表现对李（指李芒）讲过，人家很气愤，这篇文章有根有据，就是要把他（指刘先生）搞臭，让他会长（即日语教育学会）当不成，教授当不成，教授楼也别想住。

引用至此，可见是李芒与这位主编同谋，用非学术的方法，打击有学问的人，以达到各自明白告人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此事件后，有人就藉着的一个二流学会会长那么一丁点“权势”，以对此事件的态度来划线，并放言要在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孤立”站出来作证的人，使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闹得不团结，导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局面。有人声言在领导与老师学友面前不好说话，保持“中立”，然而在背里地却搞了不少小动作，乃至在川端康成夫人秀子面前说了不少作证人的坏话。有人一边搞所谓“平衡”，一边却站在诬陷者一边，企图阻止当时的《日本文学》杂志刊登一篇对刘先生的采访记，造成了《日本文学》编辑部的内部矛盾，等等。这一事件之后，有关译介川端康成文学、三岛由纪夫文学方面发生的种种非学术现象，诸如引进政治和行政干预正常的学术讨论，也不是与此事件无关的。这一事件，正是我们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的二十多年来的乱源，我以为这不是什么个人积怨的问题，而是一个是非公道的问题，这也折射出我们当前学界和社会乱象的一斑。而且，这一乱源，至今仍对我们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产生着影响，有良知的人是绝不能是非不分，视而不见的。我已快八旬的人了，如果我再不把这段亲历的事件始末写出来，给刘先生还个清白，给读者还个明白，将愧对九泉之下的恩师，愧对我们从事的事业，也愧对公道和正义。于是，我执笔写下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