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安那其主义的抗争与理想：巴金《电》

轉自巴金文學館
一、爲什麽要講巴金的《電》？講巴金，如果談“激流三部曲”，似乎是理所當然，而《電》 卻好像有些不合常規。《電》的影響無論如何也不能跟《家》相比，讀《電》的人一定也沒有《家》那麽多，可以說，這是一部逐漸要爲人們所遺忘的作品，現有的現代文學史對它評價並不高，1949年以後，我們還曾大講它的“消極作用”。比如有人就說小說裏的主人公都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是反集體的無政府主義者，根本找不到正確的革命道路，如果後來的青年學習他們，是會有害于革命的 。還有人說，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悲觀失望、思想空虛無聊的，作品雖然反映現實黑暗有真實的一面，但在新中國，作品中的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已與共産主義思想冰炭不容，甚至會對年輕人思想起到腐蝕作用 。那麽《電》究竟是一部怎樣的作品，我們今天爲什麽還要講它，它在巴金的創作乃至文學史中的獨特性又在哪裏呢？考察巴金1949年以前的小說創作，有兩個比較著名的系列，一個系列就是久負盛名的“家庭系列”，從《家》、《春》、《秋》到《憩園》、《寒夜》。而另一個系列則是“革命系列”，從《滅亡》、《新生》開始，到“愛情的三部曲”等等。這兩個系列的作品隨著時代的變化，讀者的接受表現得也不一樣。前一個系列，因爲可以扣住“反封建”的時代主題，爲解放後的意識形態話語所接受，評價越來越高。而革命系列的作品，由于巴金特殊的思想信仰，則講得越來越少，甚至是犯忌諱的事情。到了解放以後，巴金反反複複討論的是《家》，卻對《愛情的三部曲》諱莫如深。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寫過一本《談自己的創作》，裏面從《滅亡》一直談到《寒夜》，就是跳過了《愛情的三部曲》。到文革以後，他又寫了一本《創作回憶錄》，可是，這本《創作回憶錄》，對《愛情的三部曲》又是避而不談。文革以後，國外的很多評論家對巴金抗戰以後的作品給予比較高的評價，其中最主要的是《寒夜》。巴金這個時候談自己的作品時，說《家》、《憩園》和《寒夜》是最好的三部 。這與他以前的說法大相徑庭。1930年代所寫的《〈愛情的三部曲〉總序》中，巴金一開始就說得明明白白：“我不曾寫過一本叫自己滿意的小說。但在我的二十部文學作品裏面卻也有我個人喜歡的東西，例如《愛情的三部曲》。”“這部小說（指《電》——引者）是我的全部作品裏面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本，在《愛情的三部曲》裏面，我也最喜歡它。” ，很顯然，巴金後來一直不談這部作品，並非因爲對它沒有感情，或者因爲藝術上的不成功，而是外界環境發生了變化，一直找不到恰當地談論它的方式。直到1987年底編印全集的時候，在給全集編者的信（也就是這一卷的代跋）中，他才小心翼翼地用“理想主義者”這個不犯時忌的名詞來稱呼《愛情的三部曲》的人物原型，他說：“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動的發光的東西。”“他們身上始終保留著哪個發光的東西，它就是——不爲自己”。但是談到具體的信仰和革命活動時，巴金還是比較謹慎的：“有人批評我寫革命‘上無領導，下無群衆’，說這樣的革命是空想，永遠‘革’不起來。說得對！我沒有一點革命的經驗。也可以說，我沒有寫革命的‘本錢’。我只是想爲一些熟人畫像……”“我所寫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 。說到這裏，有一點非常明確了，巴金吞吞吐吐要避開但又避不開的東西就是他早年的“信仰”，即無政府主義，《愛情的三部曲》寫的就是這樣一群人的活動。而這種思想，早就被認定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是反動的。巴金早年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是什麽秘密，不但巴金，當時中國很多著名的知識分子都曾信仰或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思潮，五四以前它在中國非常盛行，但到了1920年代，無政府主義運動在中國已經完全被鎮壓掉。一批主要的無政府主義的提倡者，都轉身變成國民黨政府的顧問，像吳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等等還是國民黨政府的元老。巴金1929年從法國回來的時候，還雄心勃勃要寫一本無政府主義的理論著作。結果他發現，整個國內無政府主義已經沈落了。所以這一時期，他陷入極其孤獨的境地，這種孤獨帶給他恐慌和灰暗的情緒，在1930年代初的散文、小說中，他一遍一遍在訴說說自己絕望、痛苦、孤獨……甚至于有一篇文章《我的心》 ，他在夢裏虛擬了跟他媽媽的對話，要媽媽把他的這顆心“收回去”。就是說，他拒絕這個現實生活，對這個現實充滿了恐懼。爲什麽有這種態度？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他的信仰在那個時代已經完全失落了，用現在時髦的話說是“信仰危機”。不是說他不相信無政府主義，是整個社會把無政府主義已經鎮壓下去，已經沒有了。那麽，以後怎麽辦？他只有通過不斷地寫小說，來宣泄自己的痛苦，宣泄失去理想的絕望。巴金一登上文壇即名聲大噪，爲衆多讀者所喜愛，但他自己並不願意當作家，甚至不斷地寫文章批評自己，認爲寫作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當作家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一直到晚年，我去采訪他時，他還說：我並不想做一個作家，搞文學不是我的初衷，我是想做些實際的事，對國家人民更有用。他一直希望通過他的社會實踐來實現人生理想，這個理想的內核就是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講到這裏可以回答前面的爲什麽推薦《電》這個問題了，我認爲，這個作品是巴金對無政府主義的革命行動，也是關于中國的恐怖主義活動的一種非常完整的描述。俄國民粹派有很多文學作品都涉及到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可是，在中國的新文學史上，這是惟一非常完整地關于恐怖主義描寫的一個文本 。二、《電》中的安那其主義的理想與恐怖主義如果說安那其主義的理想使這部書放射出奇異的光彩的話，那麽，也可能正是因爲我們現代人對安那其主義的隔膜，才造成了對《電》的閱讀冷淡。巴金自己曾說過：“在《電》裏面這樣的地方是很多的，這些在一般的讀者看來也許很平常，但是對于我卻有很大的吸引力，並且還是鼓舞的泉源。我想只有那些深知道現實生活而且深入到那裏面去過的人才可以明白它們的意義。” 什麽叫“深知道現實生活而且深入到那裏面去過的人”，顯然巴金希望《電》的讀者能夠對作品所表現的思想背景有所了解，並能在思想上溝通産生共鳴才能真正理解他所表達的這些人的思想和感情。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比較激進的思想運動，它代表了人類的某些烏托邦的理想，就是說，人幻想不要國家，不要政府，不要分配，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過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到了19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崛起以後，這個運動就很快地納入到社會主義運動當中，成爲整個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它不代表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它主要是在農民的力量比較大的傳統社會中發展，比如俄羅斯。俄羅斯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它主要是農奴制度，在以農民爲基礎的小農經濟的社會，和平的、沒有國家、沒有強權的社會理想很容易産生影響。概括來講，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主張大體有兩點：一是反對任何國家形態的壓迫，它認爲這種壓迫是一種強權，無政府主義是反強權的。第二是崇尚個人自由，它認爲人生而自由，沒有任何理由去侵犯另一個人的自由。這個想法跟人道主義基本上是交叉，主要也是從盧梭、狄德羅、伏爾泰這樣一路過來的。但是它把許多問題推到了極端。它反對任何形態的專制，認爲一切革命都需要靠自覺，需要個人的大徹大悟。所以最早的無政府主義先覺者都是俄羅斯的一批貴族，但他們沒有一個強大的組織，你怎麽去抗衡組織完善、力量強大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所以，它産生出個人的反抗的無力和政府組織強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按馬克思主義學說，要團結全世界無産階級，組織工人運動和工人政黨，可是無政府主義沒有這個東西，它靠個人的激情去反對這個世界，一個人跟整個世界在鬥爭，他無法戰勝這個世界，往往容易陷入絕望之境，並且各個國家的政府對無政府主義都進行鎮壓。這又逼迫無政府主義者選擇一個很不策略的、極端的做法，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恐怖主義。九一一以後，世界在大談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是什麽？《電》這部作品有助增強對恐怖主義的理解，不是那種空泛的理論上，而是直接的、感性的。反過來說，理解無政府主義與恐怖主義，也是解讀《電》的關鍵。暴力或是恐怖主義手段是無政府主義的主要反抗手段。當時有一個革命家叫巴枯甯，在歐洲發動了幾十次起義，那種起義實際上都帶有某一種恐怖主義色彩，就是組織一小撮人搞暴動，或者就是搞暗殺，失敗了被抓起來，從牢裏一出來接著再搞暗殺。無政府主義思想在20世紀初年就傳入中國，並形成了一個傳播的熱潮。最初介紹的主要的是巴枯甯的破壞主義和俄國的虛無黨人的故事。當時，它也成爲革命黨人用來反對滿清政府，反專制、爭自由的一個思想資源，其主要的手段和大肆宣揚的東西也是搞暗殺 。比如當時就有人建議中國的“革命黨其可舍軍隊策略，而用無政府黨之暗殺手段”，他說：“以不滿萬人之無政府黨，立足于歐美兩洲，行其手段，能大寒世人之心魄，任其何等高貴華族，嚴威警官，皆受其恐；若帝若王，皆爲之警戒，失首喪命者，已層見疊出矣。羨暗殺手段，其法也簡潔，而其收效也神速。以一爆裂彈，一手槍，一匕首，已足以走萬乘君，破千金産；較之以軍隊革命之需用多、准備煩、不秘密、不確的者，不可同日而語。” 他還介紹說：“投爆裂彈于社會，行種種殘暴之事，由常人觀之，當驚怪不已，而無政府黨爲之，乃恬然不以爲奇者，蓋謂欲全人類之最大幸福，非由爆裂彈之力不足爲功。” 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申叔）在文章中，就明確闡述他相信人類有三大特權：“一曰平等權，二曰獨立權，三曰自由權。” “‘不自由，毋甯死’。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自由也。無自由而束縛于人者，牛馬不若也。故有侵犯我之自由者，我必出死以爭之，我雖死而自由不死，故曰不自由，毋甯死。” 以什麽去爭自由呢？有的人已經比較清楚地說：“曰書說（書報、演說）以感人；曰抵抗（抗稅、抗役、罷工、罷市）以警誡；曰暗殺（炸丸、手槍）去暴以伸公理；曰衆人啓起事革命以圖大改革。” 對于暗殺，他們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態度：“少數革命者，不得大多數之承認之贊成，不能同聲相應傾覆政府也，又不忍坐視強權者之魚肉平民阻礙進化也，則實行暗殺，以諸除一二人道之賊，使大多數人之迷夢驚醒，使一般之強權者寒心……”，他同時認爲：“故夫暗殺者，仁人義士不得已之所爲也。”“暗殺也者，爲除害而非爲徇私也；爲伸公理，而非爲名譽也；爲排強權，而非爲報複也。” 巴金是在五四以後接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上面無政府主義的各種說法難免對巴金一代人産生影響，但在五四以後，無政府主義運動衰落了，到大革命以後，這個陣營又嚴重分化了。與此同時，無政府主義的陣營也在反思失敗的原因，一些與以前的無政府主義不一致的東西也産生了，中國的無政府理論的探討因有了實際的革命經驗的支持而更深入了。比如對于暗殺活動，巴金就有不同的看法，這個我們在下面具體分析作品的時候再講。另外，巴金還明確宣稱，他是一個克魯泡特金主義者，強調無政府主義不僅是一個政治活動，同時也是一個人格修煉的過程，他更強調人格和道德倫理的完善。這也是無政府主義者後來非常注意的地方。比如師複等人發起的心社，就對社員有一些約定，比如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仆役，不坐轎及人力車，不做官等等。李石曾、汪精衛等人擬定的《進德會會約》也有不狎邪、不賭博、不置妾、不作官吏等約定 。無政府主義者都是維護個人自由的，但他們也逐漸認識到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個人的人格和道德的完善，個人對群體的奉獻和犧牲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1928年，遠在海外的巴金苦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也正是有敢于中國革命缺乏崇高的理想，他特別提出過：“克魯泡特金說，俄國革命之所以失敗，不能創造出一種基礎于自由與正義底原理上面的新社會制度，大概是因爲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所致。中國革命之所以弄到現在這樣的地步，在我看來，也是因爲沒有崇高的道德理想。” 克魯泡特金所強調的互助、正義、自我犧牲道德三要素，對巴金的影響特別大。克魯泡特金從生物界生存和達爾文的學說入手，認爲受自我保存的本能驅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幫助，個人的生存必須在群體的保存中獲得，“離開了合作、協力，則人便不能夠生存。現代社會的一切優越的知識、發明、便利，無一非社會的生活之結果，都是社會全體分子之合作、協力造成的，而且社會愈進化，則個人之孤獨的生存愈成爲不可能，人們間的關系愈家密切，彼此依賴愈深。這其間社會的感情，即互助之本能當然愈加發達，于是道德又發達到一個更高的階段。”這是正義與公平的階段，在此之外，“還有一個道德的第三要素，這就是所謂‘大量’、‘寬宏’或‘自己犧牲’。我們各人都有著過剩的活力，除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外，還可以無報酬地給與他人，這種行爲，就可以歸列在這第三個要素之內。居友說得好：‘我們單爲自己是不夠的：我們有著更多的眼淚，爲我們的苦痛所流不盡的；我們有著更多的快樂，爲我們的生存所享不完的。’這種‘自己犧牲’乃是生命之滿溢” 。其中，居友的這段話是巴金最喜歡的一段話，他在文章中多次引用，並在自己的一生中堅持奉行這種原則。由此，再來看巴金筆下的革命者了，他們都有一顆反抗專制、反抗壓迫的決心，有著自我犧牲和獻身的熱情，有著道德的純潔和爲人的正直、善良和靈魂的高貴。這也是他們信仰所帶來的結果。在從事文學創作之前，巴金寫過和翻譯過很多書，比如《斷頭台上》、《俄羅斯十女傑》、《俄國社會運動史話》等等，這些書都不是空頭理論，而是形象的英雄的故事，他們不論出身低微還是出身高貴，都一顆同情人民之心，都有呼喚正義、不畏苦難的精神。巴金宣稱：“我自己早已在心靈中築就了一個祭壇，供奉著一切爲人民的緣故在斷頭台上犧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這個祭壇前立下了一個誓願：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揚殉道者的偉大崇高的行爲，一面繼續著他們的壯志前進。” 無政府主義者柏克曼有一段話可以描述他們的精神境界：“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除了把他的生命拿來爲著人民犧牲而外，更無其他的目的。”“他是人類的戰士，他把他的生命貢獻與人民，幫助人民鬥爭。他願意犧牲知己的性命來使‘自由的勝利’早日實現。他的生命是屬于人民的，當他人受苦的時候，他沒有來生活與享樂的權利。” 在這種熱情的鼓舞下，巴金筆下的殉道者都是這樣的：“麥秀根是一個農奴底兒子。相貌堂堂，有一個雄偉的頭，美麗而聰明的相貌；面部的表情使人相信他是一個很能鎮靜，又有決心的男兒。他底精神力是如此堅強，而且十分純潔。他不畏一切，對于爲人民謀幸福的工作異常熱心，對革命之信仰差不多到了迷信的程度……”巴金還翻譯了並常常引用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在門檻上》來說明革命者的氣質和品格，散文詩寫了一個年輕的姑娘，與一所黑屋中的人的對話，那個人問姑娘，你踏進這門檻，可知道什麽在等著你？是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輕蔑，侮辱，監獄，疾病，甚至與死亡！這個姑娘堅定地回答：“我知道。我預備好了。我要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那人又說這打擊不僅來自敵人，還來自親友，你要預備好了，就是犧牲也沒有人來紀念你，她回答“不要緊”，“我不需要人認識，我不需要人尊敬。我也不需要榮名。”這種不計苦累，不計功名，是巴金心向往之的革命者，毫無疑問，《電》裏面的許多人物身上也有著這些外國革命家的影子。弄清這些，再看《電》中所寫的這些人，他們有缺點，但他們的獻身的熱情，爲真理犧牲的勇氣，是很無畏的，很高大的。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批精神麻木、性格卑瑣的形象，寫得入木三分，如阿Q這樣的形象，但那種真正在精神上有超越、有魅力的英雄卻常常寫得虛弱無力。進入到新時期以來，特別是後來的新曆史小說，則是以消解英雄主義爲能事，許多革命者爲了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去革命，要麽爭女人，要麽圖錢財，許多“壯舉”也是在崇高名義下的龌龊，作者這樣打量曆史自有他自己的見解和理由，但我們的文學作品中不能沒有一種真正的英雄氣，一種崇高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東西人類許多美好的品質都蒙上了灰塵，而巴金的作品雖然也有比較陰郁的色調，但他爲我們貢獻了一批氣貫長虹的英雄，爲了理想和信仰獻身的英雄，這也是在一個平庸的時代和萎靡的生活氣息中《電》這個作品的值得注意的地方。三、《電》中的恐怖主義承接上面的問題，我們先來看《電》是怎樣描寫這些殉道者的，又是怎樣來表現中國的恐怖主義的。《電》的故事是發生在廈門，小說從吳仁民由上海來到這裏寫起，故事頭緒繁多，人物也一大群，按巴金自己的說法：“《電》裏面的主人公有好幾個，而且頭緒很多，它很適合《電》這個題目，因爲在那裏面好像有幾股電光接連地在漆黑的天空中閃過。” 許多人物一閃而過，那麽《電》有沒有主人公呢？實際上是有的。我認爲，這個主人公就是敏。整個作品十章，有九章寫到了敏，他是《電》中貫穿始終的一個人物，整個《電》寫了敏如何從一個本來內心很平和、很軟弱的一個青年人，一點點變成了一個絕望的恐怖主義者，就像我們今天說的人體炸彈，他最後就是抱著炸彈去炸一個鎮守廈門旅長的汽車而死去的。《電》還有一個“前傳”，那就是在《雨》跟《電》之間，巴金插了一個小中篇《雷》，它說明了敏絕望的根由，所以兩個故事可以連在一起來看。《雷》的故事也發生在廈門，寫敏、德和一個女孩子慧，這三個年輕人在一起搞革命，是一個組織。這個組織裏面，德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而敏是很不成熟的一個小孩子，很幼稚，很軟弱，革命也不大懂。他們兩個人同時遭遇了慧。這個女孩子很喜歡德，可是德，跟《霧》裏的陳真一樣，反對戀愛，認爲戀愛會妨礙革命。所以，慧在不能得到他的情況下，就跟敏兩個人同居了。敏很愛慧，一直在追慧，但他清楚慧並不是愛他，所以他總是跟德訴苦，請他幫忙，因爲他把他當作兄長，而德在內心當中也很愛這個女孩子，但他認爲革命者不應該談戀愛，不應該用戀愛來沖淡自己革命的決心，所以他就一直拒絕。但有一次終于沒有拒絕，就跟慧發生過一次性關系。可隨即他又很痛苦。因爲慧一旦得到了德以後，就更堅定地拒絕敏，敏越痛苦，就越跟德去訴苦，德的心理則更加矛盾，很後悔自己犯了錯誤。最後他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爲了救敏，自己犧牲了。他是痛苦無法解決，以求得一死來換取心理平衡。到《電》裏面敏已經是一個精神發生變異的人，他親眼看到自己的朋友爲了救他而死，又接二連三看到自己的朋友在他面前犧牲，越來越不能承受內心負疚的重壓。在《電》的第一章中，他的精神就處在高度緊張、處處防禦的極端狀態中。當時，吳仁民剛剛來到廈門，朋友們在一起聚餐，非常融洽地談著彼此的情況，大家都很高興，像慧所說的那樣：“我們的生活裏是需要快樂的。”而敏一出場、一開口，則是帶著一股冷氣，整個歡樂的氣氛都被打破了。比如大家在一起很隨便地談論活到七八十歲時該是怎樣，這本來是一個充滿憧憬的輕松話題，但敏卻冒出一句：“我就不預備活到那個時候，我只希望早一天得到一個機會把生命獻出去，”並說：“死並不是一件難事。我已經看見過好幾次了。我記得很清楚。”這話很掃興的，但是“他最不能忘記的是有一次他處在危險的情形裏，一個喚做德的朋友來救了他，德犧牲了生命讓他逃掉。……他看見躺在血泊裏的屍體。他覺得生和死的距離在一瞬間便可以跨過”。這種沈重的記憶像大山一樣壓在他的心頭，讓他喘不過氣來。並不是他熱愛死，而是一個個活潑的朋友死在他面前，他驅除不掉記憶的陰影。巴金寫的這些恐怖主義者，並不是天生的壞人或者是冷面殺手，恰恰相反，他們都是對這個世界和朋友們充滿了愛，但死亡不斷威脅著他們，日勝一日的恐懼促使他對這個世界越來越仇恨，最後他的精神崩潰了。其實在《電》裏面，敏比《雷》中更成熟，而且巴金也寫到了他內心的堅定，這種堅定包含著一種從容赴死的決心。所以，他才會有這樣不斷地追問：我的輪值什麽時候到來？在第五章，朋友們談到敏的時候，大家已經感受到他精神狀態的不正常，甚至覺得應該好好地勸他一番。但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這沒有用。敏現在很固執。他知道的不見得比我們少。但是他的性情——他經曆過了那許多事情，再說，這樣的環境也很容易使人過分緊張。” “敏也許比我們都熱烈，比我們都勇敢。這是一個悲劇。生活的洪爐把他磨練到這樣。……” 生活在磨練他，外界的事情不斷地刺激敏的情感，沒有人能保證他不走向極端。小說的第四章中，巴金通過這些人的交談和辯論，將各自的觀點和分歧寫出來，也映照出了各自的內心和性格。在這一章中，關在牢中的明受盡折磨後被放出來，隨即就去世了。明在死之前充滿著對戰友和生的留戀，當然也始終忘不掉拘留所留給他的恐怖印象。朋友的死把敏逼到懸崖上去，他覺得沒有了退路。“沒有一次犧牲是白費的，沒有一滴血是白流的。抵抗暴力的武器就只有暴力。”“這就是我們的報酬。我們和平地工作，人家卻用武力來對付我們。”大家勸他忍耐，但他反問： “那麽要毀滅一個勢力，究竟需要多少人犧牲呢？”敏突然向仁民發出這個嚴厲的質問。他的兩只眼睛追逼似地望著仁民的嚴肅的臉。他的臉上還帶著怒容，好像站在面前的就是他的敵人。“那麽從現在走到那光明的將來，這條路上究竟需要多少屍首來做腳墊？我們還應該失掉多少個像明這樣的朋友？” 敏煩躁地在房裏走了幾步，又站在仁民的面前，激動地說：“我的血每夜每夜都在叫。我知道這是那些朋友的血。他們在喚我。我眼看著好些朋友慷慨地交出了生命。他們爲了信仰沒有絲毫的猶豫。我不能夠再做一個吝啬的人。” 所以，他說：“你不覺得等待比任何折磨都更可怕嗎？我很早就等著我的輪值。我要找一個痛快的機會把生命交出去。”作者寫到他眼裏噴著火的表情，痛苦地用力搔頭發的樣子，還有那種痛快和慷慨的決心，表現出他內心的強烈騷動和不安。以暴力看到的“全是血，全是血”！他激動的情緒再次被挑起。但不要以爲，他是一個十分粗魯和什麽都不顧的人，巴金寫到了他本性的善良和內心複雜的一面，他不顧惜自己的安全，卻滿含神情地勸吳仁民保重，就在他決定獻身行動時候，內心中充塞的並非全是仇恨，而是真摯的愛。他臉上飄著苦笑，“他卻留戀地望著屋裏的每個人。”敏熱烈地一把握住她的手，感激似地說：“你們原諒我……我真不願意離開你們。”他的眼淚滴到佩珠的手腕上。 他不是那種活得不耐煩的亡命徒，他們只是服從一種律令，不得不死而已。這樣一個善良的人卻要卻做出那麽恐怖的事情，《電》始終在這種矛盾纏繞中。作者進一步寫到了他內心的複雜情感，他也有擔心和猶疑：“慧，我問你，你有時也想到死上面去嗎？你覺得死的面目是什麽樣的？”敏忽然問道，他就在慧的對面坐下來。 “有時候我覺得生和死就只隔了一步，有時候我又覺得那一步也難跨過，”敏懇切地說。他的面容很嚴肅，他仿佛看見在他的面前就立著一道黑暗的門。他應該踏進裏面去，可是他還不能夠知道那裏面是什麽樣的情形，他還因爲這個感到痛苦。 這是人本能的恐懼，沒有不怕死的人，只是形勢將人逼到不容自己怕死的地步。亞丹的死等于重複了幾年前德的死，進一步刺激了敏，不容他多做考慮，他必須去獻身才能求得心安。在這個特殊時刻，他內心緊張，神智有些恍惚，像從周圍的世界中超脫出來似的，巴金寫到了敏的靈魂的自我辯白：“他跟德一樣，連他的相貌也跟德一樣，”他痛苦地在心裏說。他的耳邊忽然響起了那個熟悉的聲音：“現在是不行的，現在還輪不到你……不是個人，是制度。” 他覺得有無數根針刺在他的心上，痛得他整個身子抖起來。他的臉上又起了痙攣。 他在心裏說：“怎麽又輪到你呢？你同我不是一樣的人嗎？”那個躺在血泊裏的屍體馬上在他的眼前出現了。他想象著：那個人怎樣躲在黑暗裏拿了白朗甯准備開槍，又怎樣受傷倒下去，爬起來再放了一槍。他仿佛看見一縷一縷的血絲從他的身上冒出來。 “你是不會死的，”他好像在安慰誰似地低聲說，沒有人聽見他的話。他已經離開那兩個學徒往前走了。 他的腳步下得很慢，好像在等待什麽人似的。他時時埋下頭，不願意讓人家多看見他的臉。但是那個思想還在追逼他。 “我們現在不需要暴力，它會毀掉我們自己。”那張長臉又在他的眼前出現了，嘴張開，說出了這樣的話。跟著這句話響起了槍聲。于是那張臉馬上消失了。 “你——你爲什麽——”他想問一句話，但是他只吐出了這幾個字，聲音很低。“我太激動了，”他這樣想，就伸出另一只手在眼睛上擦了幾下。 能夠看出來，他內心的鬥爭非常激烈，他清楚自己的過激行爲會給組織帶來的危害，並且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但他不斷地在說服自己，爲自己的獻身找到心安的理由，理智與情感在搏鬥，求生的本能與赴死的決心在較量，接下來作者從人物的內心世界跳出來，看似客觀的環境的描寫，但表現得是非常主觀的敏的內心感覺：這是一個很好的晴天，一切都沐浴在明媚的陽光裏。馬路上非常擁擠，依舊是那麽多的行人，鬧的，笑的，靜的，跟平常沒有兩樣；但是在敏的眼裏看來他們都是陌生的，好像跟他隔了一個世界一般。 一輛黃包車過去了，接著又是一輛。後來就有六七個女人挑了擔子在他的身邊走過。她們的發髻上插滿了紅花，下面露出一對赤足，汗珠沿著鬓角流下來。 “她們不知道，”他低聲地說，不覺憐憫地笑了。 街上的平和、自在，反襯出他內心的緊張。“隔了一個世界一般”，是內心緊張對外界的一種感受，仿佛靈魂已經出竅了一般，這個世界已經開始與他沒有關系，他一個人在街上神情恍恍惚惚的。這段描寫也從側面襯托出世界的美好和敏獻身的悲壯。接下來是一個逆轉和更進一步的刺激：他發現自己被盯梢，雖然甩掉了，但恐懼和緊張再次加速了他行動的決心，所以看到旅長的汽車開過來的時候，他奮不顧身沖了前去： 汽車逼近了，一下子就飛跑過來。他忘了一切地沖出去，他做得那麽快，沒有人來得及阻止他。他的眼睛裏就只有那輛汽車，別的一切都看不見了。他甚至沒有看清楚車裏的人臉。他瘋狂似地把袋裏的東西拿出來在汽車前面的地上一擲。 　　 巴金非常仔細地寫了敏的內心流程，恐怖主義者的悲壯在于，當他發現面對強大的專制體制，他們不能有效地應對時，他只有以自己的死來換取內心世界的平衡。巴金寫過探討恐怖主義的論文，在《無政府主義與恐怖主義》一文中，他專門討論這兩者的關系，他認爲恐怖主義的第一個階段是“一命報一命”，“即是有特權者殺了我們一個人，我們也要把那殺人者殺掉，這全是防衛的報複的性質。”可第二個層次，比這個更高的就是“以死報死”，“以死報死”是我把你殺了，我也以死來報償。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說他是“爲愛而殺人”，巴金解釋說：“我們即不能活著，使得人們彼此相愛，使受苦的多數人過幸福的生活，那麽，我們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破壞那制度或維持那制度的人，使得‘憎’早點消滅，‘愛’早日降臨。……以我的一命報被殺者的一命；被殺者會感到種種痛苦，然而同樣的，我也以自己的痛苦來報償。”這不是簡單的報複了，而是這個人本身求死。在專制的壓力下，個人覺悟到了要反抗，只有通過自己的死來完成對于世界的宣戰，表明他跟這個世界不合作。如果說報複，通常在乎的是對立面的死，比如說，像小說裏面，敏因爲當時國民黨的一個旅長殺了他的朋友，他要去殺這個國民黨旅長，這個報複的目的在乎對方的死，我要把對方這個人消滅掉。可是到了恐怖主義第二個層次的時候，他根本不在乎對方的死，他在乎的是自己死，用自己的死來刺激這個社會，來向世界宣戰。那就會出現炸百貨大樓、炸劇院的事情，這些人跟他毫無關系，他是對世界的絕望，在這個世界的壓迫下面，覺得我如果這樣被世界消滅了，就像一個螞蟻死掉一樣，那我的生命就一點意思都沒有，所以必須要發出一點聲音，那麽這個聲音只有通過死來完成。19世紀到20世紀初，在法國，有大量這樣的恐怖主義。就是對世界絕望以後，他就去亂殺一個人，有時候殺死一個乞丐。後來把他抓起來審判，問你爲什麽殺乞丐？他就說，這個乞丐也是寄生蟲，我要把他殺掉。他沒有任何道理，也不是專門要去殺一個統治者或者一個別的什麽人。這種情況，今天世界上經常看到，他在馬路上“砰”一記炸死了幾個人，這幾個人跟他毫無關系的，而且也不一定就是傷害他的人。我覺得，目前世界上這兩種恐怖主義都有，比如中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很多事情是互相報複的行爲，但也有一些，像9•11事件，像現在出現的很多事件，它就是無對象的，就是要通過死人來喚起世界的關注。所以，在這個時候恐怖主義進入到失去了理智的控制比較危險的境界，但總的來說，它是弱者向強者進行報複的一種行爲。巴金的小說中，兩種恐怖主義的方式都有。巴金以一種崇敬的情感寫他們，他崇尚的“殉道者”就是那種不怕死的爲了理想獻身的人，他曾贊歎這些人：“他自己甘願受盡無窮的苦痛，犧牲他個人的幸福的生活，來爲將來的人建立愛的世界，雖然他的炸彈未必就能有益于愛的世界的建立……然而這種崇高的人格，血和淚結晶的心情，誰也不能不承認是人間最優美的。”但巴金同情他們，卻並不贊成這種行爲，他尤其不贊成現代無政府主義者把恐怖主義當成實現理想的手段。他說：“有許多同志要用暗殺手段來實現無政府主義或以爲無政府主義的實際運動只是暗殺，這在我看來是不合無政府主義的原理，對于無政府主義，對于民衆並無好處。要實現無政府主義的，除了有組織的群衆運動外，並無其他的路可走。” 所以除了敏以外，巴金還寫了吳仁民、李佩珠、亞丹等人，目的就是通過這幾個人對敏的行爲提出質疑，巴金一再強調：是制度壞，而不是個人的壞，所以，你消滅一個個人，對這個制度是沒有意義的。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因爲你這樣一種恐怖主義的行爲，它必然帶來政權方面更加殘酷的壓迫。在《電》中，巴金也寫到了這種過激行爲對這個組織所帶來的危害。本來在當地已經建立了工會、婦女聯合會等組織，還有學校，有報社等，實行的是無政府主義在和平運動，他們也組織工人罷工，或者到工人當中去演說宣傳等等，有一整套革命的辦法，這個辦法基本上都屬于和平的方式，不是暴力的。但由于這樣一個暴力行爲的發生，最後導致了矛盾的尖銳化，所以後來報館、工會、婦女協會、學校都被查封了，人也被抓起來了。所以，這個故事最後是以這樣一個革命運動的失敗而告終的。我們說，巴金《電》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關于恐怖主義的文本，這個說法，我想是成立的：第一，這個作品（包括《雷》），它就是寫了敏這個人物是從一個本來軟弱的人一步一步地走上恐怖主義，最後自我犧牲的這麽一個心理曆程，寫出了一種絕望的性格。第二，它通過敏的恐怖主義的活動，實際上表達了恐怖主義裏面所包含的兩種意義，既有複仇的意義，也有以死報死的心理。第三，它通過這樣一個活動的最後的結果，以及他的同志對他的批評，表明了巴金自己對于這樣一種恐怖主義的行爲不贊成的立場。四、《電》中的“愛情”《電》是巴金《愛情的三部曲》的最後一部，爲什麽用“愛情的三部曲”這個名字呢？巴金當時主要是受了屠格涅夫的影響，屠格涅夫的小說中，戰爭、革命、俄羅斯宏大的曆史、文化背景等等，都是通過一個小小的客廳，尤其是通過男女貴族的戀愛來表現的。愛情就成爲描寫人物以及人物與社會的關系的一個必要的中介。比如說《羅亭》，寫一個叫羅亭的革命家，這個人誇誇其談，是“說話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本來寫革命家是應該放到革命的環境當中去寫，可是屠格涅夫卻把他放到了客廳裏，說他走進了一個貴族的家庭，愛上了一個貴族的女子。俄羅斯人筆底下的貴族女郎都是又漂亮又仁慈又偉大，好得不得了。這個女孩開始跟他沒有什麽關系，他不斷地用革命的思想和理想，包括人生的激情去感化這個女孩子，可是當這個女孩子最後完全放棄貴族的偏見，不顧一切愛上他的時候，他自己卻害怕了，因爲他是個革命者，革命者按理論說不應該有婚姻，因爲他不能爲自己的家庭、爲自己所愛的人承擔某種犧牲，所以他最後逃離了這個家庭，戰死在巴黎的一次起義上。用私人的戀愛生活來表現人物的個性以及他與社會的關系，是屠格涅夫得心應手的手法，包括《貴族之家》、《處女地》等等屠格涅夫好幾部作品這麽寫的。巴金曾翻譯過屠格涅夫《父與子》、《處女地》等作品，。他寫《愛情的三部曲》很明顯留下學習屠格涅夫這樣一個方式的痕迹。這裏面人物很多活動也都是在書房、客廳裏，大家開會，坐在一起辯論，然後通過男女青年的愛情生活來折射出某些人的個性。巴金自己曾寫過很長的一段話來解釋創作意圖：爲什麽要稱這爲《愛情的三部曲》呢？因爲我打算拿愛情作這三部連續小說的主題。但是它們跟普通的愛情小說完全不同。我所注重的是性格的描寫。我並不單純地描寫愛情事件的本身，我不過借用戀愛的關系來表現主人公的性格……而且我還相信把一個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現得最清楚的並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愛情事件……一個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僞，而在“私”的方面卻往往露出真面目來。所以我們要了解一個人的真面目，也可以從他的愛情事件上面下手。不用說，我也知道每日的工作比愛情更重要，我也知道除了愛情以外，還有更重要的題材。然而我現在寫這三本描寫性格的小說，卻毫不遲疑地選了愛情做主題，並且稱我的小說爲《愛情的三部曲》。 按道理，這個小說叫《革命的三部曲》更恰當些，叫它《愛情的三部曲》，一方面是因爲在國民黨那個時代用“愛情”比較容易通過，更主要還是巴金有一個跟屠格涅夫接近的用寫愛情來表現人物性格的思路。巴金寫這些知識分子戀愛故事，希望通過這些反映出他們的背後那個非常廣大的群體，就是巴金過去從事的無政府主義的群體，寫這些人的戀愛故事是跟革命活動結合起來的。《電》雖然跟前兩部有些不同，但是寫性格變化的想法卻是一貫的，他說：“我當時的計劃是這樣：在《霧》裏寫一個模糊的、優柔寡斷的性格；在《雨》裏寫一種粗暴的、浮躁的性格，這性格恰恰是前一種的反面，但比前一種已經有了進步；在最後一部的《雪》裏面，就描寫一種近乎健全的性格。至于《電》的名稱，那是後來才改用的。所以在《雨》的序言裏我就只提到《雪》。” 《電》裏面要寫的“一種近乎健全的性格”是通過吳仁民和李佩珠這一對戀人的性格變化來完成的。先說吳仁民，在《電》之前，他是一個狂躁的，有熱情無處傾吐，經常被苦悶、寂寞所折磨得非常暴躁的人。在《雨》中，他跟李劍虹激烈地爭論，陳真勸阻他，他也不聽，而且爭辯道：“他責備我輕浮，魯莽。我卻以爲他是一個書呆子，一個道學家。他不會了解我，我也不會了解他。這本來也不要緊。然而他卻要我也像別人那樣恭維他，崇拜他，我當然辦不到。”妻子去世後，夜晚中，他徘徊在街頭不願回家，並且對陳真說：“……我比你更容易感到寂寞，我更害怕回到家裏……自從瑤珠死了以後，我常常感到寂寞。我的家就等于墳墓。我要的是活動，溫暖。家裏卻只有死亡。前些時候我還有工會裏的工作來消耗我的精力和時間。我還可以忘掉寂寞，現在我卻不能不記起瑤珠來了。”下面一段話也頗能顯示出他的精神狀態：“好寂寞。這個城市就像是一個大沙漠。”吳仁民忽然大聲叫起來，一只手抓住陳真的右膀用力在遙“真，這樣平靜的夜晚我實在受不了。我需要的是熱鬧、激動。我不要這悶得死人的沈寂，我甯願要那熱烈的爭辯。是的，我愛鬧意見，爭閑氣。你想想看，全身的血都沖到臉上來，那顆心熱得跳個不住，一直要跳出口腔，不管結果怎樣，這究竟是痛快的事。然而現在什麽也沒有。馬路上這樣清靜，我們兩個人和平地、沒有生氣地一問一答，心裏想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真，人說我近來大大地改變了。我果然改變了嗎？你想，這平靜的空氣我怎麽能夠忍受下去？這寂寞，這悶得死人的寂寞。只有你還多少了解我，在這個大都市裏只有你一個人——”陳真半晌不回答他的話，只是緊緊地咬著嘴唇，來鎮壓自己的心痛。他看不清楚周圍的東西，他的眼睛被淚水迷糊了。 這是那個時代處在理想與生活矛盾中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他們寂寞、苦悶是由于個人生活引起的，但實際上也是那個漫漫長夜般的時代所帶給他們的心理陰影，他們找不到希望和出路，又不甘于沈淪下去，所以才有這樣焦躁的呼喊。別無他途中，他們需要麻醉自己，需要安慰，所以他選擇了愛情。吳仁民遇到了以前的學生熊智君，兩顆寂寞的心迅速走到一起，“爲什麽不應該戀愛呢？生活太單調了，空氣太沈悶了，環境太黑暗了。我不可以暫時在女性的溫暖的懷裏睡一些時候，休養這疲倦的身體來預備新的鬥爭麽？”“自己覺得可以做就去做吧。戀愛完全是兩個人中間的事情，李劍虹、高志元他們沒有權利幹涉。”他似乎在理直氣壯地爲自己聲辯，但好景不長，他過去的戀人、現在已經是一個官太太的玉雯又出現了，她家庭生活並不幸福，要求他同情她，分一點點愛給他，吳仁民陷在這感情的糾葛之中，不知道該怎麽辦是好。而當他這邊苦惱不已的時候，朋友都在忙于革命，忙于工作，他不但有苦悶無人傾訴，而且內心道義的折磨也日益加重：“在這個時候別人正在從事艱苦的鬥爭，而他卻在兩個女人的包圍裏演他的愛情的悲喜劇。他已經離開了運動而成爲一個普通的人了。他現在跟張小川還有什麽差別呢？” 就在這個糾葛不知如何了結的時候，玉雯自殺了，智君爲了吳仁民的安全被強迫委身于玉雯的丈夫，吳仁民也只好躲起來。這是他的性格曆史。幾年後，就是《電》開始的時候，吳仁民已經從這個陰影中走出，他變得成熟、老練了，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力量，巴金說：“吳仁民做了李佩珠的愛人……但他已經不是從前的吳仁民了。這就是說他不再是我的那個朋友的寫照，他自己已經構成了一個獨立的人格，獲得了他的獨立的存在，而成爲一個新人了。” 這種變化非常明顯，在《雨》中，整天都是他在激烈的咆哮（第二章）：“黑暗，專制，罪嚴依舊統治著這個世界，可是他現在卻不能夠從墳墓裏爬出來說‘我反抗’的話了……我說我們的方法太迂緩了。不管我的身體怎樣強健，有一天我也會像陳真那樣地睡在地下。在我的頭上，黑暗，專制，罪惡，那一切都仍舊繼續著狂歡，然而我到那個時候，連呻吟的力量也沒有了。這是不能夠忍受的。”在《電》裏，這完全變成敏的話了，吳仁民則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樣了，比如第十章，聽到敏死去的消息，大家都在哭，一片慌亂的時候，吳仁民卻頭腦清醒，行動果斷，非常堅定地說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並且較有遠見地強調：“現在情形更緊急，更厲害的反動馬上就會來的”，“我們沒有嚴密的組織，又不好好准備，那麽還會有更大的損失”。是他用沈穩的力量，維持了局面，讓大家從悲痛中掙脫出來，清醒地面對現實。 李佩珠也經曆了脫胎換骨重做新人的過程，在《霧》裏她是被陳真稱爲“三個小資産階級女性”中的一個，這些人都受過教育，講愛情講未來，感情豐富，但內心苦悶，生活單調。缺乏堅定的信仰，沒有行動的意志力。可是陳真死後留下的一批宣傳革命的書籍，特別是俄國革命家妃格念爾的回憶錄，卻深深打動了李佩珠，喚起了她的革命和青春的熱情。在《雨》的第三章中，作者描寫了李佩珠經受革命啓蒙的內心變化的過程：她坐在屋子裏，連幾天讀著這書，“她的心開始發熱起來，額上冒著汗珠，臉紅著，心怦怦地跳。好像她的整個身體裏有什麽東西要滿溢出來一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麽緣故，不過她覺得有一種模糊的渴望在身體內呼喚她，這種渴望是她從前不曾意識到的”。她開始反省自己以往的生活了，本來父女兩個過得很幸福，很滿足，也沒有什麽缺陷，沒有什麽悔恨。但比起妃格念爾那種血與火的生活，他們的生活太平淡了、太寂寞了，太缺乏傳奇色彩，年輕人心中的那種英雄夢想被喚起了，她不想再那麽哭哭啼啼過著“脆弱的生活了”：“然而如今一個不脆弱的女性的典型站在她的面前了。這就是薇娜•妃格念爾。在這個女性的面前許多男人誠懇地、感動地低下頭，許多青年男女看出了照耀在暗夜裏的明星。這太光榮了。縱然她不能夠了解這個女性的思想，但是那種熱烈的獻身精神、生死相共的友情和火一般燃燒的字句是誰都能夠了解的，誰都能夠被它們感動的，她當然不會是一個例外。”“她到了這個時候已經不能夠單拿爲自己努力的事滿足了。她有著更多的眼淚，更多的歡樂，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需要用來爲別人放散。所以她的心鼓脹起來，她的眼睛也潤濕了，有時候還落了兩三滴眼淚在書上。但是她並沒有悲哀，她只感到一陣痛快。” 經受這樣的革命經典的啓蒙之後，李佩珠發生了徹底的轉變，在第十二章，佩珠跟張小川的妻子等人在一起的時候，李佩珠非常堅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戀愛是少爺小姐們的特權。他們把戀愛看得很重要，因爲他們再沒有別的事情做。”“我不想在愛情裏求陶醉。我要在事業上找安慰，找力量。”她反駁周如水說：“難道女人就只該在家裏伺候丈夫嗎？” “我也想做一點工作，做一點有益的事情。”獨立、自主，有理想，不局限在個人的小天地裏了，有事業上追求，這是那個時代的新女性，當然也可以是爲了趕時髦說一說，但她還是決心走出家庭，去做一點有益的工作。很難說巴金這樣寫有多少理想成分在裏面，反正他筆下的女性都帶有一點夢幻、理想的色彩，有朝氣，又不失中國女性的陰柔。到《電》裏，李佩珠已經離開家庭幾年了，已是一個獨立的、有主見的女性，她熱情大膽又不失沈穩幹練。巴金認爲：“李佩珠這個近乎健全的性格要在結尾的一章裏面才能夠把她的全部長處完全顯露出來。然而結尾的一章一時卻沒有機會動筆了。這個妃格念爾型的女性，是我創造出來的。我寫她時，我並沒有一個‘模特兒’。但是我所讀過的各國女革命家的傳記卻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我們不妨看一看目前《電》的最後一章（第十章），在這一章裏是怎麽寫李佩珠的，這一章是工會遭到破壞，敏等人死去了，是這部書的結局，也是形勢比較緊張的一幕。“我們不能坐著等他的信。我們應當認真考慮仁民剛才的話，我們過去太散漫了。陳清，你趕快把工會再洗刷一次，你自己也可以避一下。慧也應該搬家。仁民也不能夠再像這樣地亂跑了。”佩珠趁他們談話的時候思索了一下，這時就把她的意見說了出來。她的面容嚴肅，話很急，眼光輪流地在幾個人的臉上轉了一下，就像在發命令似的。 她分配著任務，而自己卻要勇敢的留下來，當敵人在查抄工會的時候，陳清不能忍受，憤怒地要去講理，可是佩珠卻對他說：“安靜點，你不要太激動了。”“你沒有權利白白地犧牲你自己。”當他們死裏逃生出來的時候，迎接她的新考驗是收到了父親失蹤的電報：仁民讀了電報，擡起頭看佩珠，只看見她的肩頭不住地聳動。他用悲痛和愛憐的眼光把她的頭看了好一會，然後把電報紙放回在桌上，默默地在房裏踱起來。 ……佩珠擡起頭看仁民，悲痛地說：“仁民，我能夠忍受，再大的打擊，我也能夠忍受。”她站起來一把抱著他，把頭壓在他的肩上。 一面是親人失蹤，一面是革命局勢的危機，兩面都是沈重的打擊： 佩珠不說話，過了好一會，才擡起頭。她放松手，用悲痛的眼光望著仁民的臉，慢慢地搖著頭說：“我不去，我不能夠去。”然後她又用懇求的眼光看他：“你替我走一趟吧。你是他的朋友。” ……佩珠溫柔地看他，伸手去摸他的頭，好像在對待一個小孩。她說：“我不走，賢，我不願意離開你們。” “但是你的父親——”賢著急地說，他疑心她在騙他。 “我請仁民代我去，因爲那邊更需要他，”佩珠打斷了賢的話，她又用懇求的眼光看仁民，一面溫和地問：“仁民，你願意嗎？” 仁民的眼睛忽然黯淡了，他把頭埋下去，低聲說：“我不能夠在這個時候離開你，佩珠，要走我們一道走。” “我也走，我同你們一道去。”賢在旁邊激動地說，他把佩珠的手握得更緊，好像害怕佩珠馬上會飛走一般。 “爲什麽大家都走呢？”佩珠微笑了，她的面容漸漸地開朗了，她仿佛已經驅走了悲痛，現在用她的精細的頭腦來衡量一切了。然而她的眼睛裏依舊充滿著愛情的眼光。“我不能夠離開這裏，尤其是在這個時候。仁民，你應該回去，你已經完成了你的使命。你現在可以把你親眼看見的事情帶回去告訴你們那裏的朋友。” “然而劍虹的事情應該你自己去料理。你不去，你不會後悔嗎？”仁民痛苦地說。 佩珠埋下頭，過了半晌才擡起來。眼睛裏面還有淚珠，但是她的面容已經是平靜的了。她搖搖頭用堅定的語調說：“我不會後悔。我已決定了。”她看見仁民不說話，只顧望著她，就走到他的身邊，伸手去挽住他的手臂，把身子偎著他，溫柔地懇求說：“你替我走一趟吧，這就跟我自己回去一樣。況且那裏還有許多朋友。你去吧，你沒有留在這裏犧牲的必要。” 她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 這是一個柔弱的女性所做出的勇毅抉擇，這個時候她已經性格堅強地面對困難了，已經不是“脆弱”的“小資産階級女性”了。請注意作者寫她的眼神的幾次變化。起先是悲痛的眼光，這是自然中的事情，是面對打擊的正常反應，兩次寫到她“懇求”目光，這是她已經做出了決定，希望得到朋友的理解和支持，也是她在尋找力量，到後來的“充滿著愛情的眼光”，是從愛情中汲取了力量，得到了鼓勵，從衆人中得到了安慰，從悲痛的情緒中逐漸化解開來，而最後含著淚水，是非常複雜的情感，是替失蹤的父親擔憂，爲自己不能去處理這個事情而痛心，也爲目前的氛圍而感動。巴金通過這些目光的變化寫出她內心的變化，也形象地寫出了這個人的性格。而在作品的結尾，佩珠的果斷和勇敢又一次表現出來： “佩珠，我還想多住幾天……”仁民的話沒有說完，就被佩珠打斷了話頭。她說：“不，你應該早走，我父親的事情托給你去辦。而且我們明天都要撤到鄉下去，另外換一批新的人來。惠群，你在這兒幫忙我照應仁民，我出去走一趟。我不會有問題，我知道躲避危險的方法。”她不等別人答話，就匆匆地出去，開了大門走了。 像俄國的革命家似的，一個索菲亞一樣可以跨越死亡門檻的女英雄。吳、李兩個人性格的發展到這個地步，在異地相遇産生了愛情已經成爲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電》中關于兩個人卿卿我我的愛情場面的描寫不多，但作者在《電》裏對待愛情的態度已經與前兩部有著本質的不同了。小說中第六章中曾描述了這樣的場面：仁民看見她這樣站著，便走近她的身邊，伸出一只手摟住她的腰，親密地低聲在她的耳邊喚道：“佩珠，我們走吧。” 她不答話，卻默默地同他走著，身子緊緊地偎著他。過了好一會她才歎息地說：“敏快要離開我們了。” 仁民一手摟著佩珠，一手拿著電筒照亮路，慢慢地往前面走。他把頭俯在她的肩上，溫柔地在她的耳邊說：“佩珠，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 佩珠默默地走著，過了半晌，忽然自語似地說：“許多年輕人到我們裏面來，但是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敏說過他不是一個吝啬的人。”她的聲音裏充滿了悲痛。 她的悲痛傳染到仁民的心上，他愛憐地緊緊摟住她，好像這偎倚可以給他們把悲痛掃除掉。 “佩珠，不要想那些事情了。明天的太陽一定會照常升起來的。在那個時候以前我們就不可以談點別的事情，個人的事情嗎？”仁民的溫柔的聲音在她的耳邊響起來，她的心被打動了。他們在一起並沒有直接談自己的個人感情，卻在爲另外的一位朋友的生命安危牽腸挂肚，這裏面也滲透著兩顆心對孤獨的恐懼，面對不可阻擋的死亡所形成的內心無依，他們在相互鼓勵和安慰，這種愛也對內心緊張的消解：她還沒有答話，他又繼續說下去：“你在這裏一點也沒有想到愛情上面嗎？” “你爲什麽問這個？”她低聲問道，她覺得她的身子在他的懷裏發起熱來。 “因爲我很關心你，”仁民的聲音戰抖著，他差不多要吻到她的臉頰了。“因爲我願意你過得幸福。你還記得我對明說的那段話嗎？” “那麽你就看不出來我愛你？”佩珠覺得她全身發熱快要熱到熔化的程度了，就忍不住迸出這句話來。 仁民溫和地笑了：“我想我是看得出來的。我是等著這一天的。” “那麽你到這裏來的時候就有了這個心思？”幸福使佩珠忘了黑暗，忘了悲痛，忘了周圍的一切，她滿意地笑著問道。 “這全是偶然。我自己也不知道。在Ｓ地時我們本有機會相愛。但是那個時候我剛剛埋葬了愛情，我甚至憎恨它，”仁民直率地回答，他仿佛看見那些事情都向著他遠遠地退去了。 佩珠的美麗的臉遮住了一切，那張臉上有一對發光的大眼睛，就像兩顆明星似的。“我到了這裏，是你把我的愛情鼓舞起來，你點燃了我的激情。我可以沒有一點慚愧地對你說：‘我愛你’……”他忽然換了語調用更低的聲音要求道：“給我一個吻。” 佩珠把臉掉向他，熱烈地說：“爲什麽我還要吝惜我的嘴唇？也許明天我就會離開這個世界，離開你。”她把嘴伸上去迎接他的俯下來的嘴。兩個身子合在一起，也不動一下，電筒的光滅了。 “不會的，你的輪值不會來得這樣早，”仁民夢呓似地說。 “這個輪值是不會有什麽早遲的。假使我明天就死去呢？” 佩珠夢呓似地回答。 “我會在心裏記著你，我會哭你。我會更努力地繼續你的工作，”他感動地說，熱情在他的身體內充滿了。 “仁民，我沒有留戀，我也不害怕，我可以受一切的打擊。 也許明天這個世界就會沈淪在黑暗裏，然而我的信仰絕不會動噎…”她愈說下去，她的聲音愈低，“過一會我們就會離開了。就在這個時候，這個時候……你的嘴唇……你的手……它們是那麽有力……那麽有力……我不怕……我有信仰……吻我……”她含糊地說著，慢慢地，慢慢地她的聲音便低到沒有了。 “不要說話，靜靜的……啊，你的眼睛，你的嘴唇……”仁民低聲說。他把嘴唇壓下去，用力吻著，兩只手把她的身子抱得更緊。他也很清楚地感到她的回抱。幸福包圍了這兩個人。但是漸漸地激情在消退了。 終于直截了當地表達出“愛”了，但與此相伴的似乎並不是幸福感，而是死亡的壓迫。這種愛有使對方幸福的意願，但也有生命短暫、幸福必須抓住的擔心，他們在最熱烈、最幸福的時候，是想到生命的“輪值”何時到來，是繼續工作的承諾。在“我不怕……我有信仰”的後頭是“吻我”，愛與死、工作與信仰交織于一體，這是巴金筆下那些革命者的愛。“愛”到這裏普泛開來了，由兩個人間的情感擴大到人性的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盡管他們都在壓抑著，但終究會爆發出來，更重要的是它還擴大到事業和信仰上面去了。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在《霧》、《雨》中，搞戀愛是找不到出路和沒有信仰的一種表現，革命者內心藏著愛也壓抑著也被轉移了，而不是大張旗鼓地講出來或者去做，吳仁民在《雨》中的戀愛是莽撞地走了一段彎路，作者也不大看得起戀愛的。但是在《電》裏不一樣了，在第四章，明去世前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問你在我們中間——愛——我說那戀愛——我們也可以戀愛——和別的人一樣嗎？”“我們有沒有這——權利？他們說戀愛會——妨害工作——跟革命——沖突。你不要笑我——我始終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很久就想問你。”吳仁民的回答是“爲什麽你要疑惑呢？個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體的幸福沖突的。愛並不是犯罪。在這一點我們跟別的人不能夠有大的差別。”這是一個肯定的回答，“個人的幸福”與“集體的幸福”並不沖突，在第七章中，同志道出吳、李兩個人的戀情的時候，佩珠回答得更勇敢和直接：“愛情只會增加我們的勇氣。”這段文字是這樣的：佩珠並不紅臉，她的臉上依舊帶著微笑。她用平靜的眼光依次回答了衆人的注視。她平靜地、溫和地答道：“愛並不是罪過，也不是可羞恥的事情。我愛他，他愛我。這樣兩個人的心會更快樂一點。也許我們明天就會同歸于盡，今天你就不許我們過得更幸福嗎？愛情只會增加我們的勇氣。”她說到這裏側過頭望著仁民親密地笑了笑，伸一只手過去讓他的手緊緊地握祝“我不是責備你，我不過指出事實。固然也有人爲了戀愛放棄工作，但是我絕不敢拿這個責備你們，”亞丹聽見佩珠的話，不覺慚愧地紅了臉著急地解釋道。 　　是勇敢地面對並接受愛，是沈醉在愛情的幸福而不是折磨中，這裏作者對愛情的態度怎麽會有這麽大的轉變？除了愛情與事業取得了和諧之外，我們還會看到在《電》裏，吳、李兩個人戀愛之外還有一種更大的愛始終包圍著他們，那就是集體的愛，有著共同信仰的同志間的愛。從吳仁民這個角度感受更是非常明顯，巴金爲這部作品而醉心不已的地方也正在這裏。在第一章，作者就寫出了大家在一起的歡樂和活潑的氣氛，以致剛剛到來的吳仁民立即被這種氣氛所感染了，羨慕地感慨：“我想不到你們在這裏過得這麽快活！”特別是在出現困難的時候，大家兄弟般地互相愛護，共同面對風雨，坦誠討論問題，就像李佩珠所說的：“和你們在一起我什麽打擊都可以忍受，你應該曉得在我的胸膛裏跳動的，不再是我一個人的心，卻是你們大家的心。和你們在一起，任何大的悲劇，我可以忍受。”在第五章大家關心吳仁民的安全勸他盡早離開的時候：“你自己也要留心，你比我更危險，”仁民關心地回答。他並不害怕，但是多少有一點痛苦。 “這時候誰還能夠顧到安全？我們是不要緊的。你卻應當保重自己，”敏的聲音漸漸地變得溫和了，他關心地看了仁民一眼。 仁民還想答話，但是有什麽東西堵塞了他的咽喉。熱淚從他的眼裏迸出來，他的痛苦好像給一陣晚風吹去了。他感激地想：在這時候同朋友們一塊兒死，也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情同手足的情感到了同生死、共患難的地步了，這是人生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巴金自己也非常看重這一點，在《〈愛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中，巴金在一個注釋中明確地指出：“我寫死，也爲了從反面來證實信仰的力量。其實我還寫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而爲你所忽略了的。這是‘友情’，或者‘同志愛’（Camaraderie）。我特別喜歡《電》，就爲了這個。使《電》發光彩的也是這個。信仰是主。用死來證實信仰，用友情來鼓舞信仰，或者用信仰鼓舞友情。因爲有友情，所以沒有寂寞，沒有忿恨，沒有妒忌。” 在這種情感裏面，所有個人的情感問題都解決了，彼此是相濡以沫的新型關系。巴金在一篇題爲《醉》的散文裏，曾說：“將個人的感情消溶在大衆的感情裏，將個人的苦樂聯系在群體的苦樂上，這就是我的所謂‘醉’。自然這所謂群體的範圍有大有小，但‘事業’則是一個。” 從這點看《電》裏，寫“愛情”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談到《電》裏的“愛情”，順便還要談談《電》的抒情氣質和明淨的筆調，在愛情描寫中這個特點也體現得非常充分。《電》中的人物，面對一個複雜的世界，表現出的是單純的孩子的心理，他們經常會哭哭笑笑，說孩子氣的話。這不是矯情，反而顯示出作家的一種天真。巴金始終抱有一種非常單純的心理。李佩珠跟吳仁民兩個人就一面相愛，一面說，我不怕我有信仰。今天的人絕對不會這樣說。可是你想，他們兩個人是憑著信仰，憑著理想走到一塊兒的，而那個時候，理想與信仰都遭到了摧殘，周圍的同志都被殺害了，在孤獨當中，在痛苦當中，甚至于在恐懼當中，在無所依靠當中，他們兩個人相愛了。這個時候擁抱在一起，他們這樣說，我不怕我有信仰，我想這句話，此時此地，它是有一種力量。那麽，今天因爲時代變了，我們大家都沒有信仰，所以也不會那麽說，說出來就感到肉麻，好像很做作。所以，巴金的單純就單純在他有信仰。他這個信仰對不對，我們姑且不討論。就是他有這種信仰支撐著他，哪怕他自己，到非常孤獨，非常痛苦的時候，他往往也會蹦出一句話說，我不怕我有信仰。《電》的文筆也非常幹淨，沒有太多拖拖沓沓的東西。這個小說發表以後，老舍寫過一篇評論文章《讀巴金的〈電〉》，他說：《電》是一部“充滿著浪漫氣味的作品帶著點古典主義的整潔完美”，什麽叫古典主義？它是非常幹淨，文字非常簡練的一種作品。老舍說，這個作品“像水晶一般地明透” 。一個個故事，一個個人物的命運，非常簡單，人的心理、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世界的關系，都非常幹淨，非常透明。當然，我們今天反過來說，文學需要複雜一點，汙濁一點，暧昧一點，朦胧一點，那才是好文學。但巴金是另外一個角度，他的創作就像一個童話，幹幹淨淨，一洗如水，我覺得，他展示了另外一種味道。因爲文學創作，它本來是多元的。這種作品當然不適合給老年人看，但是，那種充滿激情的，對理想還懷有朦胧追求的，對世界還說不太清楚，希望有一個清晰的圖景來展示他們前景的年輕人，這樣的文學，巴金的作品是值得給他們看的。但是，這個作品恰恰又是把人類世界當中最複雜、最陰暗、最絕望的這樣一個暴力的行爲放到一個童話世界當中，大家可以想象，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境界，我覺得非常奇怪。比如，我同樣說寫無政府主義的小說，法國大作家左拉的《巴黎》、《萌芽》，寫的那些人都是眼光發綠，心情非常陰暗，對這個世界充滿了那種仇恨。可是，在巴金作品裏，他就把可以說是人類當中最複雜、最陰暗、充滿了暴力、血腥傾向的這麽一種人，放到一個童話似的世界裏面去。放在一個明亮的環境裏面去。巴金很少有陰暗的、汙濁的小說，他一直是很明亮的，像陽光，像你冬天的下午走到公園裏去，紅是紅，綠是綠，陽光明媚。但是巴金的主調永遠是陰暗的憂郁的，裏面寫的人物一直是很痛苦，很絕望，很憤怒，而且都一個個去找死。所以這非常奇怪，他既然很明亮，那應該是很開心了，可是不是。這裏就給你一個非常大的反差。那這種反差裏，我覺得，仍然構成了一個豐富的、文學的內涵。所以我說他是一個成人的童話。成人我們今天看來通常是很汙濁的，可是，他恰恰是把他放到一個童話境界裏去表現。五、《電》中的知識分子精神立場巴金是一個堅定的安那其主義者，是有信仰的，正如他自己說，“我不怕……我有信仰”，這個“我不怕”與“我有信仰”之間是有省略號的，說明說這話時說話人有一個很大的猶豫。其實他是很怕的，他很孤獨，很痛苦的。在猶豫當中，他靠“我有信仰”，來鼓起自己的勇氣。在巴金作品裏，一個個人都是有理想的，可是他這個理想在現實生活卻毫無疑問是失敗了。無政府主義在中國1920年代就失敗了，其實它在全世界都是這樣，無政府主義運動碰到政府注定要失敗，當年法國、意大利、俄羅斯的民粹派等等都被鎮壓了。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就流亡到美國，因爲美國是一個比較民主的社會，可是到了美國以後，大批的無政府主義者照樣都被鎮壓，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兩個意大利的僑民，凡宰特和薩柯，這兩個人是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工人，被美國政府用莫須有的罪名抓起來然後上了電椅。這個事對巴金的刺激非常大。就是說，在全世界範圍內，這個運動，我的感覺是代表了最無助最孤獨的底層人的一種想象，那這種想象其實在現實世界當中根本不可能勝利，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們在《電》這個文本裏就可以看到，他們這批人永遠說“我不怕”，可是最後全部瓦解了，工會、婦會都被摧毀。就是這樣一批知識分子，靠革命的暴力的方式去完成追求理想的過程，實際上是失敗的。這種失敗就促使了一批知識分子深思，他既要堅持自己理想，又如何能夠使這種理想真正地在社會上發生作用。我覺得，在三十年代的時候，這是一個盤旋在很多知識分子頭腦裏的問題。那時有人就覺得我們還是繼續要反抗，不斷地尋找新的目標。很多更年輕的人就是讀了巴金的書開始反抗，于是到解放區去了。因爲無政府主義的運動，和當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它在某種方式上很相似的，它都是向往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最後就轉向革命了。這不是說巴金是共産主義者，而是巴金的作品，對于這樣一個不義的社會的批判或者反抗，或者更軟弱點說，那種詛咒，他是有煽動力。但反過來說，他自己很願意他的作品能夠指出一條道路或者說能夠展示一種前景，他每篇小說都在努力展示，可是展示出來都是失敗的，因爲現實生活沒有無政府主義取得成功的一個例子。這方面，我覺得，巴金實際上是有一個矛盾，就是他自己後來也改變了。到了1930年代以後，他就出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總編輯，他的心境也慢慢地平靜下來，創作也不是很多，就主要從事編輯工作。巴金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是很有地位的，這個出版社出的書可以說是1930年代新文學作品的半壁江山，而且他們是按照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不追求利潤來辦這個出版社，每個人都是義務勞動，所有的利潤都滾到再生産裏面。因爲參加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些董事本人都有工作，有的在銀行裏做，有的是翻譯家，巴金本人是作家，有版稅的，所以他們沒有拿過出版社的利息。那這樣一個模式也是理想跟實際結合起來的模式。可以說知識分子找到一個自己人生理想與現實結合的崗位。我是非常看重這個崗位，常常覺得，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在社會上沒有一個穩定的、明確的崗位，很難發揮他的作用。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不像古代社會可以做官（做官也是崗位），那麽他只有一個辦法，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在這個崗位上，慢慢地來宣傳自己的理想，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只能這樣來推動這個社會的一步步進步。所以，像《電》裏面的那些人，有崗位的，像亞丹，是小學裏教書的，也有的是報館裏做編輯，都很從容。而恰恰是那些沒有崗位的，我們今天說就是流浪知識分子，比如敏，這一批人恰恰是不斷地在晃動，然後就會發生很多這一類的事情。所以，我想，巴金用他自己的實踐和創作所展示的這麽一個圖景，啓示我們去思考知識分子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後去實現自己理想的一種合理的方式。 今天我們重讀巴金的小說，會發現他的小說裏其實還包含了很多問題，只是我們還沒有充分認爲到。我不認爲巴金的作品是過時的，現在很多人認爲巴金已經過時，巴金只是講革命，講反封建，等等，我覺得不對的，其實這都是後人加上去的。從巴金本人來說，他作爲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他有自己的立場。我不說這個思想，這個理論，它在今天肯定行不通的，可是他這種立場，不是沒有可取之處的。他的立場就是永遠是站在窮人的立場上，他的最終理想是認爲政府、國家這樣的權力都應該消失，那也就是我們人類最本質的一個理想，最本質的一種期待，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所解釋的共産主義的理想。這樣的理想到底能不能達到，這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我只討論的是，人骨子裏永遠有這麽一種高尚的東西，永遠要追求平等、自由，人不壓迫人，人不剝削人，人人都應該快活地生活。我覺得，不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個種族，這永遠是我們要追求的東西。今天很多理論家、知識分子，可以很傲慢地說，共産主義現在已經早就不談了，現在我們都在務實，都奔小康。這是一個人的短期目標，作爲人來說，我們短期都有自己的目標，我想娶一個太太，我想賺多少工資，我想買個房子，這很正常。但是，人身上永遠有一種高于其他動物的、有一種關心別人的東西，那到最終，它就是一個最高的理想，就是追求人與人之間的絕對的平等，人人都快樂自由。所以巴金說，他的理想很簡單，就是“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口都有面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 。這個話我們今天說起來好像騙小孩子，很多人就說巴金膚淺就膚淺在這裏，他說的都是好像口號一樣的東西。可是我覺得，問題就是這樣一種膚淺的理想，不是我們每個人都能意識到。我們今天很多人看上去可以說一大套道理，我們爲了國家興旺，爲了繁榮，爲了強大……這樣，我們都可以做很多傷害別人的事情，我們要發展經濟，必須要使很多人沒有工作，我們要使民族強大，必須要把很多錢用到武器上去，我們要維護國家安全，必須要把炸彈炸到別的國家去。所有的世界，所有的富人都在這麽做，可是，誰在爲窮人著想？那種完全無助的人，根本就沒人關心他們的人，誰在爲他們著想？但巴金的作品裏，它有一種很可貴的東西，那就是，他永遠是跟那種無助的人，永遠是跟那種孤獨的人站在一起。我有一次隨便看一本台灣小說，一個女作家洪淩寫的。她專門寫那種吸血鬼、同性戀，我們今天說就是另類小說，她有一部小說《異端吸血鬼系列》，全部是寫吸血鬼的，那吸血鬼當然很孤獨了，整天晚上在外面飄來飄去。有一次她寫到裏面有兩個吸血鬼碰在一起，從咖啡館裏出來，然後聊天，就討論祖先是誰。一個說，我的祖先叫施蒂納爾。另外一個說，我的祖先叫蒲魯東，然後兩個人就交流他們兩個吸血鬼的家族的情況。這非常意思。因爲大家知道，施蒂納爾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個提出絕對的個人主義，這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一個源頭，這是在哲學上面。那在政治學上，最早提出無政府主義理想的，就是蒲魯東。蒲魯東提出人要合作，要搞合作社。那麽，他們兩個吸血鬼的祖先，實際上可以追溯到安那其主義上面，然後他們就說，我們最終的理想就是安那其。兩個吸血鬼在那兒胡說八道……這裏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內容，全球化的經濟最終導致的是人的個性完全渙散，就是說，這種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它的必然把所有的人都像機器一樣卷到這樣一個經濟體制當中去。而真正堅持個性立場的人只能像吸血鬼，只能像孤魂野鬼，在外面遊蕩，但在他們身上我們還能看到人類最寶貴的理想。一個高尚的人，他必然要站在弱者的立場上，一定要站在最無助的人的立場上，我想這一點上巴金走得比我們遠。很多作家，作品寫得很高尚，很漂亮，但是恰恰是在這個作爲現代知識分子最基本的立場上，他們就不如巴金。所以我認爲，巴金的作品到今天只是沒有很好的闡釋，如果很好闡釋，它仍然能夠成爲我們21世紀社會的文明的重要思想資源。
200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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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自回校後去看望導師，順便陪他老人家看鄧小平的《我的法蘭西歲月》，裏面有一幕，就是鄧在書店偶遇當店員的陳獨秀的兩兒子(延年、喬年)，正和一個顧客爭論，裏面有句話大概是，“我們現在不信巴枯甯了，改信馬克思了！”（ “陳延年和陳喬年兩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吳稚晖演說大罵陳獨秀兼及他的兩個兒子，其中有幾句話道：“他的兒子陳延年，還有一個陳什麽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見過他們的都一定說，像他們這樣的尊容再醜也沒有了。他們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紡綢長衫，人家也要說他們是小偷。”(見文明書局出版的《吳稚晖白話文鈔》)這是胡說。陳獨秀並不醜，沒有見過他的人，可以看看《實庵自傳》單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亞東圖書館出版)。有一個女同志曾說他的眼睛是特別可愛的。喬年是個美男子，不僅是我們十二個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見的莫斯科中國同學中最美的，連顧影自憐的李鶴齡也比他不上。他身體強壯，皮膚很白，兩頰同蘋果一般紅。他的哥哥則與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兩條腿比常人細，皮膚黑而粗，濃眉毛，斜眼，近視，有時你以爲他在看你，其實他看的是你旁邊的人，動作緩慢，表面上有點萎靡不振的樣子。到莫斯科後袁慶雲給他一個綽號：“腐敗”。但他並沒有吳稚晖所形容的那種醜相。總之，我們十二個人中還有比他更醜的哩!這兩兄弟，除了相貌以外還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愛說話，愛講故事，關于辛亥革命前後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幾個人會聚一起時，總能聽到他的低音。喬年則一聲不響。開會時不說話，多人閑談時也不說話，只有同王若飛鬧著玩時才有說有笑的，後來漸漸練習也能克服腼腆而在會場中演說了，而且說得相當好，雖然不及他的哥哥。這兩兄弟感情很好。兩人一起脫離家庭，不僅脫離他們的舊官僚家庭，而且脫離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父親已經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幾年全國正在宣傳他主張“萬惡孝爲首”，宣傳他組織“討父團”。一九二一年陳炯明問陳獨秀關于傳說的組織“討父團”事情。陳獨秀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見《實庵自傳》)他的兒子雖未曾組織“討父團”，但未出國前對于父親的態度，正不減于父親對于嗣祖父的態度。這是政治思想的沖突。父親是民主主義者，兒子是無政府主義者。後來父親在中國前進到共産主義，兒子在法國也退回到共産主義來，于是父子間的隔閡就完全消失了。喬年完全跟著延年走。延年在法國的轉變，在無政府主義者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南洋群島和美洲的無政府主義者。
　　這兩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延年死時還是童男子。喬年後來在北京與史靜儀同居時，我第一次從延年口裏聽到他不滿意“弟弟”的話。在此以前我也未曾聽到別人說過不滿意“弟弟”的話。他是我們所有的人的“弟弟”，因爲我們都跟著延年喊他做“frere”(法語——弟弟，第二個e上面有二聲丿)。到莫斯科，他還有一個綽號叫做яблоко(讀音“牙不那嘎”jamblu注，俄語——蘋果)，是爲了他的雙頰顔色呢，還是爲了其他的故事，則不記得。這一年，延年二十五歲，喬年二十二歲。”——《鄭超麟回憶錄》 ）
分數據說又推遲到星期一，焦慮。姐姐周末做完了檢查，還不知道下周動手術的時間，媽媽又不告訴我，很心煩，又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