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的公开信（ZT）

对上了。。。哈！
致叶渭渠的一封公开信
——斥《学术腐败风漂洋过海》一文
文洁若

2006年1月7日，从网上看到你的大作《学术腐败风漂洋过海》。你在文章的倒数第6段中这么写道：“如今在中日关系紧张之时，她却出来煽动情绪，在一篇题为《九·一八事变七十四周年感怀》的文章中说，她恨日本人，‘在日本一年，度日如年，还没有到1985年底，已把回国的行李打点好了。’”

你心怀叵测，断章取义。一年多来，我确实写了多篇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但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写过“我恨日本人”。你倒没敢把这五个字放在引号内，否则真可以控告你。你使用的是“四人帮”爪牙的伎俩：只截取文章的片断而不顾全文。关于日本，我写过不少文章，正面反映的有《伊藤克——一个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展望二十一世纪——筑波博览城巡礼》、《东京交通拾零》、《东洋大学巡礼》、《旅日散记》、《幼儿教育家海卓子》、《东京的麻布小学》、《公民纪律在日本》。这几篇都收在我的第一部散文集《梦之谷奇遇》里。从题目就可以看出，篇篇都是写中日友谊的。《九·一八事变七十四周年感怀》一文，简字体的刊于《传记文学》（2005年10月）。我在此文的倒数第5段中写道：“1985年至1986年在东京，我看到右翼分子开着一辆辆卡车，上面拉起大书‘大日本爱国党’字样的横幅，横冲直撞，气焰嚣张。我每次到巢鸭去乘地铁，喧哗的军歌噪声不绝于耳。而战后初期，众多战犯就曾关押在这一地区！也许是我太敏感，只觉得和战前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学生时代参加过学运的讲师告诉我，右翼是垄断资本家豢养的。我还看到电线杆子上张贴着用恶毒的词句咒骂首相（当时是中曾根）的传单，说他不该访华。”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一段末尾说：“在日本的一年，我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度日如年……”照你的逻辑，右翼等于日本人，怪不得批评三岛，就使你勃然大怒。我甚至连“我恨日本右翼”这样的话都没有说过。你必须对“她却出来煽动情绪，在……文章中说，她恨日本人”找到根据，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我在《生机无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一书第217页至220页记载了“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和勋四等瑞宝章的事。我把当时的发言全文刊载在书里了。全文如下：

由于长期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取得的成就，我受到本年度日本国外务大臣的表彰，深感荣幸。我认为自己实际上是代表许许多多中国同行受奖的。五十年前，敬爱的周总理曾对当时的外务局工作人员说：‘日本是应当重视的国家’。他还特别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早在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组织了周作人、钱稻孙等对中日两国的古典文学有很高造诣的文学前辈翻译出了《万叶集》、《源氏物语》、《枕草子》、《平家物语》等日本文学名著并陆续出版。

1950年参加工作以来，我白天编辑、校订译稿，业余时间仍笔耕不辍，虽做了不少工作，但至今还有许多未完成的计划。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中国人民翻译介绍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

文学是加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沟通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门坎时，但愿中日两国人民通过介绍对方的文学作品来增进相互的了解。我将不辜负外务大臣阁下、大使先生及中日两国老朋友的期望，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当时，好多与会者听了这篇发言都很感动，代表萧乾生前单位中央文史馆前来的刘松林司长还特地要了一份做纪念。1985年至1986年赴日期间，我在《江古田文学》（1986年冬季号）上发表了《日本文学作品在中国》一文，其中写了我的五种译本：《五重塔》、《防雪林》、《夜声》、《日本的黑雾》、《永远长不大的娃娃》。我没有你们那么大的本领，那么高的效率，70年代才开始翻译，90年代已译了100种书！而且大都是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文坛巨子的难度极大的名著！

你知道为什么80年代中叶的一天，我跟你拍桌子，申斥你吗？打那以后我们未再说过话，你索性搬到另一间办公室去了。因为我知道，你译的几十万字《川端康成小说选》即将搁笔，倘若这样一座大山压在我头上，非把我压垮不可。我初步统计过，你们夫妻店仓促赶出来的粗糙产品，我得花十倍的时间才能加工到可以出版的水平。职业道德不允许我将不够水平的稿件送到出版部，只好跟你绝交，我才能摆脱源源而来的叶、唐夫妻店制造的稿件。谢天谢地，最后由一句日文也不懂的刘寿康担任责编。既然不懂日文，从中文通读一遍就能发稿，太省事了。

1972年5月，你从对外文委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并不稀罕回原单位，心想：换个出版社也许心情更愉快。当年9月，我请了半个月的事假回北京，为儿子联系学校（由于学生越来越少，干校的子弟学校已停办。）将他安置好后，我到商务印书馆去找陈原社长。1950年9月我参加工作后就认识了他。建国初期人手不够，他知道我通晓英日两种外语，曾想调我到他的单位。我告诉他，想到商务来编字典，最好萧乾也一道调职。他说：“萧乾太大了，我调不动。你嘛，我可以想办法。”

果然，1973年7月初调令下来了，我于9日抵京。自1月份起，萧乾就在北京治病。我回家后，他告诉我，朱海观刚刚来过一趟，说是文洁若将在商务印书馆的词典组工作，而该组的朱普萱是他的好朋友。岂料，当我次日到商务印书馆报到时，陈原告诉我，他确实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提出过调我去商务一事，严社长欣然首肯。正式下调令时又节外生枝，人民文学出版社变卦，不肯放了。

我在办公室里搭几把椅子当床铺，一住就是十年。1983年春节前搬到目前的四室一厅，能够在家工作了，这才回家住。那十年最繁重的工作就是为叶、唐伉俪校订译稿。其实，你们二位是北大东语系有史以来的高材生，成绩优秀。你们认为，反正有文洁若把关，译文连底稿都不打，字典也懒得查，望文生义。我仍保留着楼适夷社长题赠给我的一本《天平之甍》。他笔力遒劲地写道：“洁若同志，谢谢您的帮助。适夷。”多么高的风格！其实，他的译文质量比你们二位高得多。首先，他的中文底子厚。我只消用铅笔指出，哪一句最好怎么改，他会用自己独特的用语改得妥妥贴贴。最怕的是日文不过关，中文更差。然而，你竟然趁着他受审查、政策尚未落实之际，将他那部比你重译的要高明得多的《蟹工船》废掉，这是不道德的。对待钱稻孙的《木偶净琉璃》也是如此。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1981 年7月出版的《日本当代小说选》（上）收有谷崎润一郎的短篇小说《月亮和狂言师》。译者为钱端义。实际上这是钱稻孙译的。我怕你又把它拿回家去“参考”一番，随后以钱稻孙有历史问题为借口，把你的译作收入集子。《木偶净琉璃》至少还在60年代出版过，《月亮和狂言师》尚在原稿状态，就更倒霉了。钱端义是钱稻孙的次子，新华社离休干部。我叫我弟弟文学朴把译稿转给钱端义，将译稿重抄一遍，署上他的名字交稿，这也算是“子承父业”吧。后来他欣喜地告诉我，钱稻孙的历史问题已落实，予以平反。日伪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不算汉奸。中华书局的李思敬所译《核桃林》交稿后，也被唐月梅“参考”一番后退给我，将她本人的新译稿换上。

说起来，李思敬还是你们二位的校友呢。他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同是右派，萧乾比他强多了。我的工资和稿费足以维持这个家，他除了每月26元的生活费，还有40元的家属津贴，加在一起相当于转正后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1961年6月回京后，拿103.50元，比我高一级（我是89.50元）。至于李思敬这样的学生右派，每月只发13元。他的单位是中华书局，由于有病，与患了心脏病的萧乾一道值夜班。我经常替萧乾值夜班，因而结识了他。他选修过日文，又自学数年，水平已不错了。我把梅稻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核桃林》译文和原著借给他。他中文底子好，所以重新译的比梅稻的强。何况梅已于1961年赴日本定居。我原来的计划是，唐月梅译三篇，李思敬译一篇，此书作为二人合译处理。岂料唐月梅说，李是摘帽右派，把他的译文“参考”够了，予以淘汰，《井上靖小说选》就成了她一个人译的。李思敬说，他从唐月梅的译稿上看出“参考”他的译文的痕迹，有些词是像他这样的中文系的人才会用的。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文学这一片儿只出了两本书：《井上靖小说选》和《有吉佐和子小说选》。你们夫妻占了一本半。《井上靖小说选》的四篇都是唐月梅译的，《有吉佐和子小说选》的四篇，你占了两篇，（《墨》和《木偶净琉璃》）。我只译了一篇新的（《地歌》），另外一篇《黑衣》是60年代的旧译。

我是1972年在干校结识李思敬的。这一年的7月，萧乾在双抢时身体垮了，到武汉第二医院去检查，被确诊为患了“冠心病”，由下大田改为值夜班。我白天下大田，晚上替他值夜班。由于1971年复调走了一批人，老弱病残又去了丹江，我们好不容易分到一间屋子。儿子小桐用旧罐头盒给我们做了一个煤油炉子，我从老乡那里买甲鱼，炖汤给他喝。李思敬是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时打成右派的，青梅竹马的女友被迫离开了他。1972年他刚结婚，妻子是他母亲在天津为他找的。他在自学日文。可能在敌伪期间就学过，大学时代又选修过，反正他向我请教时，已经能译出短文章了。唐月梅把《核桃林》退给他后，他于1983年寄给我一本日汉对照《核桃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4月版），前言中写道：

日本当代作家井上靖所写的短篇小说《核桃林》，1962年曾有萧萧的中译本。1972年我在咸宁五七干校时，应人之约重译。但由于形势的变化，终于未能发表，所以也就扔在乱稿堆中任其尘封了。后来见到新译，所以又想起这尘封八年的旧译，或许还有一二可参考之处，值商务印书馆《日语学习》需稿，便以译注的形式分三辑连载。考虑到对照阅读的需要，译文又作了许多调整。……付排前得尚永清、文洁若同志的指教，发表后王宏、顾耀明以及日本中村薰先生也来函多所匡正……

“1962年曾有萧萧的中译本”这个说法有误。中译出自梅韬之手，是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的。我很喜欢原著，觉得梅韬的译文不够理想，所以把原著和杂志都带到干校，对照着看。后来我把此文交给李思敬，请他重译。1973年7月我回北京时，他尚未接到调令。这里“应人之约”的“人”指的是我。离开干校时，我把杂志、原著以及他的译稿都带走了，我决定把这篇译稿收入《井上靖小说选》的事，也打电话告诉他了。那时他已经调到商务印书馆，听说后来还当过副总编。

唐月梅退掉李思敬所译《核桃林》，唯一的借口是：他是“摘帽右派”！！！

我之所以敢在80年代拍桌子申斥你，是因为1979年2月萧乾拿到了一纸平反书，成了出版社顾问（社一级干部）。你再也不敢动辄就威胁我说：“你的言论，我全记在本子里哪。”

至于李芒的历史问题，既然他去世后，讣告上分明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证明早已落实了。人已去世多年，你还揪住不放，是何居心？早在1999年 3月15日，时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的李芒，就在《三岛由纪夫的反动言行不能翻案》（李芒著《采玉集》第25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一文中指出：“三岛在《英灵之声》（1966）等作品中，将二战中死于侵略的士兵的鬼魂赞为‘英灵’，三岛在1963年写作的话剧剧本《欢喜的琴》，歌颂日本警察的机智，污蔑共产党地下党员潜入日本企业，煽动日本员工反对政府。”

我由衷地庆幸你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呆了十几年，我最大的幸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日本文学这一摊，一向只需要一个人。1973 年所以把我从商务要回来，是因为1972年5月你调来后根本不安心编辑工作，只热衷于给自己和唐月梅抢热门选题。在1951年3月建社以来的社史上，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0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