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 － 学术腐败风漂洋过海

对不起，是这个文章。
学术腐败风漂洋过海 ——读《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一文

　　叶渭渠
　　
　　读文洁若这篇《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博览群书》2005年12期）以前，我曾读过她写的《文学姻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序文。在那篇序文里，她同样谈到这次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不点名地指责我“居然置民族感情于不顾”。毕竟因为没有直接点名，同时我又忙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写作，而且我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的观点都曾见诸于发表的文字，大多数同行都知道，无须赘言。至于她那种“文化大革命式”的语言，凡有慧眼的读者对是非也会一目了然。所以，我多年来没有作任何回应。现在此女士又写了《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一文，抓住当前中日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机又来劲头，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批判又“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篇文章，不仅是针对我个人的问题，而且也反映了如何对待学术和学术不同见解的问题，如何做人为文的问题，我就不能不说上几句了。
　　第一个问题是文洁若在这篇文章中所言并不符实。她说：今年10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特约记者高立志先生专访我的文章《学者回归学者，学术回归学术—专访日本文学专家叶渭渠先生》后，三十多个朋友询问她，我对记者所说的向上汇报破坏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自命为头号日本文学家”是谁，她说是李芒。然后又说：“几周来，我（指她）打了不少电话，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那么，她究竟弄清楚了什么呢？除了我没有点破的“时任日本文学会会长李芒”几个字以外，其余完全是一字不漏地照抄我对记者谈到的一段话，共224 字，只要四五分钟就能抄好。至于告密者是谁，李某本人在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已经公开承认，用得着花费几周时间打那么多电话吗？！这种极度夸张的手法用得也未免太拙劣了吧？如此严重失实的表述，如何对得起她那三十多位朋友呢？
　　多年以来，与会学者和许多同行都关切地问及那次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被突然取消的原因，这次《文汇读书周报》特约记者也问到我译介三岛由纪夫文学的遭遇，我就点到为止，更没有公开点名，这是有分寸的。现在既然有三十多位读者要了解真相，文女士花了几周时间搞来的，只是我“点到为止”的话，那还是由我借这个机会向读者汇报详细经过吧。
　　文洁若说李芒“神通广大”，知道有这个会的事。其实并非他“神通广大”，而是日方首席代表、也是他的好友千叶宣一先生写信并附上其接见《朝日新闻》记者谈这次会议的报纸剪报寄给了他，他才知道的。于是，他马上就向我所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打小报告，说我们这个会要为三岛由纪夫翻案。院有关领导打电话询问我两个问题后，就没有对这次会议表示不同意见。这是1995年9月23日的事。这个经过，在此女士上述的文抄公中已抄过，我不用赘言。李某人见未能达到目的，便于同月25日，以那个“日本文学会会长”的名义，同时唆使我院外事局一位不明真相的副处长，分头写信给一个非学术、非教育部门某司的日本处，密告我们这个会是为三岛由纪夫这个军国主义作家翻案，以盗用政治机制来干扰正常的学术讨论。于是，同月26日上午，那个日本处就通知主办该会的大学方面：由于当前中日关系微妙，建议延期召开这次会议，并向外宾言明并非因为三岛由纪夫本人的问题。26日中午，我们与日、美学者抵达武汉，主办单位与作为中方首席代表的我，先商讨如何向日、美代表们公布这件事。当日晚，主办单位举办完欢迎晚宴后，就向中日美三方首席代表宣布了这件事。我因预先知道，同时经历过历次运动和文革，这等事见怪不怪了。但是，千叶宣一大概没有这种经历体验，听了宣布这一消息时，他嘴角肌肉抽搐，吐出了一句“假如我有三岛由纪夫的勇气，我就要剖腹自杀了！”事后，李某人尽管自认为是“光明正大”，为什么却在几乎所有场合都非常奇怪地矢口否认是他告的状。连他的好友问起这件事时，他也一概否认。一直到了九十年代末，纸包不住火了，他才在《沙石集》（译林出版社）中的一篇大批判式的文章《三岛由纪夫的案绝不能翻》里，第一次承认是他干的，然后像文洁若一样，指责我“民族感情到哪去了？”同时连带将日美学者也大批一通，如此等等。谈到这里，读者肯定会以为他很爱国、很有民族感情。不过且慢！这个告状者于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那年，在日本出版了一部他翻译的《山头火诗集》，在该书后却印着他在国内从不敢示人的以下简历——“1945年 8月15日以前，任县、省‘政府’文官”的历史。这个“政府”两字的引号是简历者自己所加，即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伪满政府，这说明作此简历者本人，也是清楚打上引号的两字的政治含义。至此，告状者的告状的目的和动机，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千叶宣一知道真相后，只慨叹地说出一句话：“人心叵测啊！”
　　第二个问题，此女士的政治神经太过“敏感”了，但手法却是低劣，心术亦不正。她在文章中将这个十年前的问题，与当前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美全面加强一体化”等等拉扯在一起，是企图要借此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情绪，她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不是“文革式”的卑劣手段，又是什么！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的。她本人也曾写过不少“文革”她“受害”的文章，她对这种手段理应是很不齿的，为什么现在又复施于人呢？
　　不仅如此，我想顺便说上一些往事，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此女士的为人。1985年她曾主动申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获准去了日本，如今在中日关系紧张之时，她却出来煽动情绪，在一篇题为《九一八事变七十四周年感怀》（《大公报》2005-9-25）的文章中说，她恨日本人，“在日本的一年，度日如年，還沒到一九八五年底，已把回国的行李打點好了。”她早就应该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可是，她为什么要在1985年想方设法地去日本呢？ 2002年又怎么样不择手段地去乞怜日本政府一个“表彰”呢？据报导，当她从日本政府官员手中接过奖状和银杯时，“她的眼睛禁不住湿润了，心中无限感慨”。这样两副面孔，孰真孰假，我相信读者全一目了然。问题不仅于此，这个奖状和银杯其实是她采取了欺世盗名的不正当手段骗取而来的。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引用当时日本政府表彰她的公开材料来说话吧。
　　日本外务大臣发表的受表彰者简介如下。
　　
　　文洁若女士自1951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来，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日本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事业。编辑和校对之余，她将《井上靖小说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大量日本文学作品翻译并介绍到了中国。她将这些翻译工作的集大成——包括《源氏物语》、《川端康成小说选》等共三十卷在内的《日本文学丛书》视为毕生的事业，其中25卷已经完成并得到出版。此外，文女士还发表大量关于日本文学的评论和随笔，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爱好者的增加作出了贡献。此外，她还担任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文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审查委员，为指导和培养年轻研究者和翻译者尽心尽力。
　　
　　当时，北京多家媒体报导了如下相同的内容：
　　
　　文洁若女士从1951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来，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从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编辑和校对之余，她将《井上靖小说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众多日本文学作品翻译并介绍到了中国，而这些翻译工作的集大成者，则是她视为毕生事业的翻译巨著——由《源氏物语》、《川端康成小说选》等共30卷组成的《日本文学丛书》。
　　
　　引用至此足矣。表彰所列举的四部译作中，《井上靖小说选》是唐月梅译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是卞立强等译的，《源氏物语》是丰子恺译的、《川端康成小说选》是叶渭渠译的，凡是略知日本文学的中国读者，都会知道这不是文洁若翻译的，这只能蒙蔽日本国政府的官僚。有一位大学教师看到这一消息后，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读后颇感吃惊，国内学术腐败之风竟然漂洋过海，其‘勇气’实在可叹。”难道为了骗取日本政府的表彰，就能这样糟蹋中国学人的声誉吗？！
　　第三个问题，也是如何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问题。李某人和文某人所谓“翻三岛由纪夫的案”，我不知这个“案”是谁定的。我只知道“文革”期间，见诸文字的主要是一份专供当时第一夫人江青御览的刊物《参考消息文艺专辑》。它的一篇文章说，三岛是“主张恢复天皇制，重建武士道，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三岛的作品“贯穿着武士道加色情的黑线”。我在《我的求学之路》一文中说过：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按特定历史时期的既定材料来定性的，实证和理论都很不充分，而且大多是政治概念性的。作为一个学者，我深知对作家下定论的唯一依据是事实，而不是别的。如果不掌握和精心阅读第一手资料，如果不科学而完整地进行独立的研究，如果依然遵从那个时代的偏执性和情绪性，那就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对一个学者来说，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的复杂性进行再探讨时，最为重要的是：一、坚持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即实事求是，也即坚持客观性和科学性；二、坚持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批评思想，自己的理论支撑，即自己的主体意识。因此，选择三岛由纪夫的研究课题更具挑战性。我与《文汇读书周报》的特约记者也重复强调了这一点。
　　也许我们与三岛由纪夫文学有缘。八十年代中期，文联出版公司约请唐月梅翻译日本小说，唐遂向其推荐了几本，其中包括三岛由纪夫的《春雪》。他们很有胆识，请示了中央政治局有关主管领导人，经同意后就果断出版，推动了三岛的一批作品与我国读者见面。尽管如此，我们仍没有足够的第一手材料对三岛由纪夫做出公正、客观、全面的评价。但以《春雪》的问世为契机，我们在八十年代末访问美国和日本的两年期间，借阅到《三岛由纪夫全集》全三十五卷和收集到不少相关的研究资料，我们这才一步步地走近真实的三岛由纪夫，走近真实的三岛由纪夫文学，才主编了一套十卷本的《三岛由纪夫作品集》（作家出版社 1995年版），唐月梅才撰写了《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同仁们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从不同视角，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进行了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国内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在学术上存在分歧，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迟到的认真研讨三岛文学的学术机运。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召开这样一次国际研讨会也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有人破坏的话，还用得着别人指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召开吗？为什么连这个问题也硬要拉扯上政治问题呢？这不是完全跨过了正常学术批评的界限了吗？多年前，我们将准备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发言稿，结集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研究》（开明出版社1996年版。内中有个别学者并不是与会者，是听说我们在编这个集子后主动投稿的，在此声明。）这是一次认真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的学术探求，是一次真正的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据报导，国家图书馆今年11月份文艺类图书借阅排行榜的十四本书中，《三岛由纪夫研究》一书排行第九位，读者们看看这本书，就知道我们这次被迫流产的“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在学术上的认真探求，与会同人做学问的求真求实的精神和态度，这决不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能“妖魔化”得了的。
　　可以说，我们研究三岛由纪夫的一些遭遇，许多是人为制造出来，是超出学术的范围，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多年来，我发表了《三岛由纪夫的精神结构与美学》、《“三岛由纪夫现象”辨析》、《“三岛由纪夫热” 再思考》等多篇文章和序文，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并在回答《文汇读书周报》的特约记者时曾概括地谈到“我们觉得三岛是右翼的国家主义者，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是反对的。但国家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仍有一纸之隔，不能等同，更不能就此完全抹煞三岛的文学成就。”但奇怪的是，近几年来，未见此女士对我的观点进行过学术性批评，这次应该有所批评了吧？但是，即使在这篇《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用“文革”式手法，借用当前中日关系等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上线，也仍然不见她有半句学术性批评，倒是采用了一位并非学者的新加坡外交官对三岛由纪夫的批判，而且这部分引用别人的文字竟占去了2,344字（字符数，下同），还另有她用几周时间调查的、却是文抄公的那段文字占224字，还有引用马嘶一段与讨论三岛无关的277个字。她的这篇所谓《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全文4,334字，实际上有65%的字数是别人的东西，这就涉及到一个做学问者应不应该有的态度问题。
　　还有，在这两人中，其中一个人一边上纲上线批判别人，一边却又向一家中学生杂志投稿，向我国少年介绍不适于未成年人鉴赏的三岛文学作品，最后被杂志社退了稿；另一个人则一边批判三岛的《金阁寺》是“反映军国主义情绪”，《春雪》是“鼓吹军国主义”，自己却又翻译出其中一篇作品出版，这样思维的混乱，逻辑的颠倒，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却不愿好好安下心来，多读几本三岛的书才发言，而却热衷于专门算计别人，这就难怪他们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有学术性的批判文章来。学界有人走到这一步，悲乎？！
　　最后，我还得再说几句话：《文汇读书周报》特约记者问到我“目前微妙的中日关系，是不是给中日文化交流造成很大麻烦？”我说：“中日文化交流，首先是文化的。目前微妙的中日关系，对它的影响不是太大。”现在读了《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一文，以及看到了该文作者所作所为以后，我想在这里补充一句：文化交流，是人民对人民的心灵交流，在当前的情
　　况下，人民，特别是文化知识界，更需要通过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进行沟通，加深了解。今年我应约写了一篇小文，谈到有关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题为《文化求索与东瀛》，编辑发表时，改为《彼此包容，互相感动》（人民日报2005年2月22日国际副刊版），当时我未能完全了解其意，我现在已清楚其点题的深远意义。尤其是今天读了《人民日报》报导，为贯彻胡锦涛主席就发展中日关系提出的五点主张，进一步加强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与日本“言论NPO”组织，在北京举办首届中日关系论坛，强调了开创民间交流新平台的重要意义。因此，大家都会明白，在国人来说，面对当前的形势，应该相信我国政府能够解决好当前复杂的中日关系问题，冷静以对，警惕有人抱着某种目的，摇唇鼓舌，企图煽动人们的不当情绪，干扰中日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与友好交流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