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节，我不免回忆我姐

上高中到现在，是第一次能在家里那么久，工作的时候虽然有大半年在家，但是形同鬼魅，早上7点出门，晚上8、9点才回到家里吃饭，常常的凌晨加班，早上7点回到家，睡了3个半小时，经理一个电话过来，只好又迷迷糊糊的冲去公司或者客户的机房。每天晚上回到家常捧着碗重新热过的饭菜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看体育新闻，吃饭洗澡睡觉。一天都是父母伺候我，哪里谈的上孝敬，累的回来话也不想多说。自从五一回家到现在，也有3个月了，每天虽然生活比较单调，但是陪父母的时间从来没有那么长。姐3月29日走的，我顶住悲痛，丢下父母，去复试，竟然还拿了一等奖学金，也算是告慰老姐在天之灵。过两天是鬼节，人人家家户户都拜老祖宗，我妈昨天上午起床就哭，说晚上梦到我姐摆摊卖东西，怀疑她在天上没有钱用，一大早就又拿出我姐的小照片出来摆，又不能烧香，说你姐姐是基督徒，不兴这样。一家人抱头痛哭。我又回忆追悼会出来，妈妈她们安排亲戚朋友去吃饭，火葬场香烟弥漫，到处都是烧蜡烛摆龛位，只有我一个人跪在姐姐的照片前哭，相片前唯独一束菊花。我在家总是乐呵呵，帮我妈干活做菜，一个人的时候，总好像看见我姐，还想跟她聊天，但是忽然再也没有机会了，心堵的很，但是再流不出来眼泪了，可能早流干了，也可能坚强了。这几天主要帮林姐的网球俱乐部做宣传册，今天她们姐弟俩过来看我的进展，顺便过来吃饭，我跟妈做了一桌子的菜，林姐吃着吃着，忽然就发呆一样，说不出话，我也注意到了，我知道她又想起我姐了，就一个劲的跟她说话。虽然很难过，但是看见我姐的朋友那么的爱她，我心里觉得宽慰多了。黄娟也来了，不过工作忙，来的时候我们都差不多吃完了。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想我姐，因为我看见林勇跟他姐；看见林姐的表情；也因为过几天是鬼节，可是我那愚蠢可怜的老妈，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表达她痛失爱女的遗憾和悲伤。由这悲伤，我竟然生出愤恨，睚眦必报。我恨一切背德败坏之人，空有一身好皮囊，虚伪骄纵，享尽靡靡人生。大悲大喜，爱憎分明，我想象拜伦，时刻准备用那天生丑陋的犄足，戳开海的幕布，放血拯救虚弱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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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见到art farmer quartet的旧录影

好开心，youtube真神奇！
Art Farmer Quartet - Sometime Ago

I'm Getting Sentimental Over You

line up：art farmer on flumpet
jim hall on guitar
steve swallow on bass
walter perkins on 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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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亲易疏！ 两位世界文坛巨匠反目成仇

这回是略萨和马尔克斯。。。转自《环球时报》 (2003年03月28日第十五版)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则是近年来被人们说成是随时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籍秘鲁裔作家。他们堪称当今世界文坛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冤家。

他俩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那年冬天，刚刚摆脱“百年孤独”的加·马尔克斯应邀赴委内瑞拉参加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文学奖项的颁奖典礼。当时，两架飞机几乎同时在加拉加斯机场降落。一架来自伦敦，载着巴·略萨；另一架来自墨西哥城，它几乎是加·马尔克斯的专机。两位文坛巨擘就这样完成了他们的历史性会面。因为同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主帅，他们彼此仰慕、神交已久；所以除了相见恨晚，便是一见如故。巴·略萨是作为首届罗慕洛·加列戈斯奖的获奖者来加拉加斯参加授奖仪式的，而马尔克斯则专程前来捧场。所谓殊途同归，他们几乎手拉着手登上了同一辆汽车。他们不停地交谈，几乎将世界置之度外。加·马尔克斯称巴·略萨是“世界文学的最后一位游侠骑士”，巴·略萨回称加·马尔克斯是“美洲的阿马迪斯”；加·马尔克斯真诚地祝贺巴·略萨荣获“美洲诺贝尔文学奖”，而巴·略萨则盛赞《百年孤独》是“美洲的《圣经》”。此后，他们形影不离地在加拉加斯度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4天”，制订了联合探讨拉丁美洲文学的大纲和联合创作一部有关哥伦比亚—秘鲁关系的小说。巴·略萨还对加·马尔克斯进行了长达30个小时的“不间断采访”，并决定以此为基础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也就是后来那部砖头似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1971）。

基于情势，拉美权威报刊及时推出了《拉美文学二人谈》等专题报道，从此两人会面频繁、笔交甚密。于是，全世界所有文学爱好者几乎都知道：他俩都是在外祖母的照拂下长大的，青年时代都曾流亡巴黎，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是古巴革命政府的支持者，现在又有共同的事业。

作为友谊的黄金插曲，巴·略萨邀请加·马尔克斯顺访秘鲁。后者谓之求之不得。

在秘鲁期间，巴·略萨和妻子胡利娅姨妈乘机为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举行了洗礼；加·马尔克斯自告奋勇，做了孩子的干爹。孩子取名加夫列尔·罗德里戈·贡萨洛，即加·马尔克斯外加他两个儿子的名字。

但是，正所谓太亲易疏。多年以后，这两位文坛宿将终因不可究诘的原因反目成仇、势不两立，以至于1982年瑞典文学院不得不取消把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授予加 ·马尔克斯和巴·略萨的决定，以免发生其中一人拒绝领奖的尴尬。当然，这只是传说之一。有人说他俩之所以闹翻是因为一山难容二虎，有人说他俩在文学观上发生了分歧或者原本就不是同路。更有甚者是说巴·略萨怀疑加·马尔克斯看上了他的妻子胡利娅姨妈。这听起来荒唐，但决非完全没有可能。

现在，加·马尔克斯、巴·略萨南辕北辙，谁也甭想再把他们弄到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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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渭渠 － 学术腐败风漂洋过海

对不起，是这个文章。
学术腐败风漂洋过海 ——读《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一文

　　叶渭渠
　　
　　读文洁若这篇《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博览群书》2005年12期）以前，我曾读过她写的《文学姻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序文。在那篇序文里，她同样谈到这次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不点名地指责我“居然置民族感情于不顾”。毕竟因为没有直接点名，同时我又忙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写作，而且我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的观点都曾见诸于发表的文字，大多数同行都知道，无须赘言。至于她那种“文化大革命式”的语言，凡有慧眼的读者对是非也会一目了然。所以，我多年来没有作任何回应。现在此女士又写了《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一文，抓住当前中日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机又来劲头，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批判又“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篇文章，不仅是针对我个人的问题，而且也反映了如何对待学术和学术不同见解的问题，如何做人为文的问题，我就不能不说上几句了。
　　第一个问题是文洁若在这篇文章中所言并不符实。她说：今年10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特约记者高立志先生专访我的文章《学者回归学者，学术回归学术—专访日本文学专家叶渭渠先生》后，三十多个朋友询问她，我对记者所说的向上汇报破坏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自命为头号日本文学家”是谁，她说是李芒。然后又说：“几周来，我（指她）打了不少电话，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那么，她究竟弄清楚了什么呢？除了我没有点破的“时任日本文学会会长李芒”几个字以外，其余完全是一字不漏地照抄我对记者谈到的一段话，共224 字，只要四五分钟就能抄好。至于告密者是谁，李某本人在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已经公开承认，用得着花费几周时间打那么多电话吗？！这种极度夸张的手法用得也未免太拙劣了吧？如此严重失实的表述，如何对得起她那三十多位朋友呢？
　　多年以来，与会学者和许多同行都关切地问及那次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被突然取消的原因，这次《文汇读书周报》特约记者也问到我译介三岛由纪夫文学的遭遇，我就点到为止，更没有公开点名，这是有分寸的。现在既然有三十多位读者要了解真相，文女士花了几周时间搞来的，只是我“点到为止”的话，那还是由我借这个机会向读者汇报详细经过吧。
　　文洁若说李芒“神通广大”，知道有这个会的事。其实并非他“神通广大”，而是日方首席代表、也是他的好友千叶宣一先生写信并附上其接见《朝日新闻》记者谈这次会议的报纸剪报寄给了他，他才知道的。于是，他马上就向我所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打小报告，说我们这个会要为三岛由纪夫翻案。院有关领导打电话询问我两个问题后，就没有对这次会议表示不同意见。这是1995年9月23日的事。这个经过，在此女士上述的文抄公中已抄过，我不用赘言。李某人见未能达到目的，便于同月25日，以那个“日本文学会会长”的名义，同时唆使我院外事局一位不明真相的副处长，分头写信给一个非学术、非教育部门某司的日本处，密告我们这个会是为三岛由纪夫这个军国主义作家翻案，以盗用政治机制来干扰正常的学术讨论。于是，同月26日上午，那个日本处就通知主办该会的大学方面：由于当前中日关系微妙，建议延期召开这次会议，并向外宾言明并非因为三岛由纪夫本人的问题。26日中午，我们与日、美学者抵达武汉，主办单位与作为中方首席代表的我，先商讨如何向日、美代表们公布这件事。当日晚，主办单位举办完欢迎晚宴后，就向中日美三方首席代表宣布了这件事。我因预先知道，同时经历过历次运动和文革，这等事见怪不怪了。但是，千叶宣一大概没有这种经历体验，听了宣布这一消息时，他嘴角肌肉抽搐，吐出了一句“假如我有三岛由纪夫的勇气，我就要剖腹自杀了！”事后，李某人尽管自认为是“光明正大”，为什么却在几乎所有场合都非常奇怪地矢口否认是他告的状。连他的好友问起这件事时，他也一概否认。一直到了九十年代末，纸包不住火了，他才在《沙石集》（译林出版社）中的一篇大批判式的文章《三岛由纪夫的案绝不能翻》里，第一次承认是他干的，然后像文洁若一样，指责我“民族感情到哪去了？”同时连带将日美学者也大批一通，如此等等。谈到这里，读者肯定会以为他很爱国、很有民族感情。不过且慢！这个告状者于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那年，在日本出版了一部他翻译的《山头火诗集》，在该书后却印着他在国内从不敢示人的以下简历——“1945年 8月15日以前，任县、省‘政府’文官”的历史。这个“政府”两字的引号是简历者自己所加，即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伪满政府，这说明作此简历者本人，也是清楚打上引号的两字的政治含义。至此，告状者的告状的目的和动机，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千叶宣一知道真相后，只慨叹地说出一句话：“人心叵测啊！”
　　第二个问题，此女士的政治神经太过“敏感”了，但手法却是低劣，心术亦不正。她在文章中将这个十年前的问题，与当前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美全面加强一体化”等等拉扯在一起，是企图要借此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情绪，她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不是“文革式”的卑劣手段，又是什么！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的。她本人也曾写过不少“文革”她“受害”的文章，她对这种手段理应是很不齿的，为什么现在又复施于人呢？
　　不仅如此，我想顺便说上一些往事，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此女士的为人。1985年她曾主动申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获准去了日本，如今在中日关系紧张之时，她却出来煽动情绪，在一篇题为《九一八事变七十四周年感怀》（《大公报》2005-9-25）的文章中说，她恨日本人，“在日本的一年，度日如年，還沒到一九八五年底，已把回国的行李打點好了。”她早就应该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可是，她为什么要在1985年想方设法地去日本呢？ 2002年又怎么样不择手段地去乞怜日本政府一个“表彰”呢？据报导，当她从日本政府官员手中接过奖状和银杯时，“她的眼睛禁不住湿润了，心中无限感慨”。这样两副面孔，孰真孰假，我相信读者全一目了然。问题不仅于此，这个奖状和银杯其实是她采取了欺世盗名的不正当手段骗取而来的。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引用当时日本政府表彰她的公开材料来说话吧。
　　日本外务大臣发表的受表彰者简介如下。
　　
　　文洁若女士自1951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来，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日本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事业。编辑和校对之余，她将《井上靖小说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大量日本文学作品翻译并介绍到了中国。她将这些翻译工作的集大成——包括《源氏物语》、《川端康成小说选》等共三十卷在内的《日本文学丛书》视为毕生的事业，其中25卷已经完成并得到出版。此外，文女士还发表大量关于日本文学的评论和随笔，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爱好者的增加作出了贡献。此外，她还担任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文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审查委员，为指导和培养年轻研究者和翻译者尽心尽力。
　　
　　当时，北京多家媒体报导了如下相同的内容：
　　
　　文洁若女士从1951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来，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从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编辑和校对之余，她将《井上靖小说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众多日本文学作品翻译并介绍到了中国，而这些翻译工作的集大成者，则是她视为毕生事业的翻译巨著——由《源氏物语》、《川端康成小说选》等共30卷组成的《日本文学丛书》。
　　
　　引用至此足矣。表彰所列举的四部译作中，《井上靖小说选》是唐月梅译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是卞立强等译的，《源氏物语》是丰子恺译的、《川端康成小说选》是叶渭渠译的，凡是略知日本文学的中国读者，都会知道这不是文洁若翻译的，这只能蒙蔽日本国政府的官僚。有一位大学教师看到这一消息后，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读后颇感吃惊，国内学术腐败之风竟然漂洋过海，其‘勇气’实在可叹。”难道为了骗取日本政府的表彰，就能这样糟蹋中国学人的声誉吗？！
　　第三个问题，也是如何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问题。李某人和文某人所谓“翻三岛由纪夫的案”，我不知这个“案”是谁定的。我只知道“文革”期间，见诸文字的主要是一份专供当时第一夫人江青御览的刊物《参考消息文艺专辑》。它的一篇文章说，三岛是“主张恢复天皇制，重建武士道，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三岛的作品“贯穿着武士道加色情的黑线”。我在《我的求学之路》一文中说过：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按特定历史时期的既定材料来定性的，实证和理论都很不充分，而且大多是政治概念性的。作为一个学者，我深知对作家下定论的唯一依据是事实，而不是别的。如果不掌握和精心阅读第一手资料，如果不科学而完整地进行独立的研究，如果依然遵从那个时代的偏执性和情绪性，那就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对一个学者来说，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的复杂性进行再探讨时，最为重要的是：一、坚持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即实事求是，也即坚持客观性和科学性；二、坚持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批评思想，自己的理论支撑，即自己的主体意识。因此，选择三岛由纪夫的研究课题更具挑战性。我与《文汇读书周报》的特约记者也重复强调了这一点。
　　也许我们与三岛由纪夫文学有缘。八十年代中期，文联出版公司约请唐月梅翻译日本小说，唐遂向其推荐了几本，其中包括三岛由纪夫的《春雪》。他们很有胆识，请示了中央政治局有关主管领导人，经同意后就果断出版，推动了三岛的一批作品与我国读者见面。尽管如此，我们仍没有足够的第一手材料对三岛由纪夫做出公正、客观、全面的评价。但以《春雪》的问世为契机，我们在八十年代末访问美国和日本的两年期间，借阅到《三岛由纪夫全集》全三十五卷和收集到不少相关的研究资料，我们这才一步步地走近真实的三岛由纪夫，走近真实的三岛由纪夫文学，才主编了一套十卷本的《三岛由纪夫作品集》（作家出版社 1995年版），唐月梅才撰写了《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同仁们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从不同视角，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进行了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国内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在学术上存在分歧，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迟到的认真研讨三岛文学的学术机运。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召开这样一次国际研讨会也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有人破坏的话，还用得着别人指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召开吗？为什么连这个问题也硬要拉扯上政治问题呢？这不是完全跨过了正常学术批评的界限了吗？多年前，我们将准备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发言稿，结集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研究》（开明出版社1996年版。内中有个别学者并不是与会者，是听说我们在编这个集子后主动投稿的，在此声明。）这是一次认真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的学术探求，是一次真正的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据报导，国家图书馆今年11月份文艺类图书借阅排行榜的十四本书中，《三岛由纪夫研究》一书排行第九位，读者们看看这本书，就知道我们这次被迫流产的“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在学术上的认真探求，与会同人做学问的求真求实的精神和态度，这决不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能“妖魔化”得了的。
　　可以说，我们研究三岛由纪夫的一些遭遇，许多是人为制造出来，是超出学术的范围，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多年来，我发表了《三岛由纪夫的精神结构与美学》、《“三岛由纪夫现象”辨析》、《“三岛由纪夫热” 再思考》等多篇文章和序文，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并在回答《文汇读书周报》的特约记者时曾概括地谈到“我们觉得三岛是右翼的国家主义者，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是反对的。但国家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仍有一纸之隔，不能等同，更不能就此完全抹煞三岛的文学成就。”但奇怪的是，近几年来，未见此女士对我的观点进行过学术性批评，这次应该有所批评了吧？但是，即使在这篇《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用“文革”式手法，借用当前中日关系等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上线，也仍然不见她有半句学术性批评，倒是采用了一位并非学者的新加坡外交官对三岛由纪夫的批判，而且这部分引用别人的文字竟占去了2,344字（字符数，下同），还另有她用几周时间调查的、却是文抄公的那段文字占224字，还有引用马嘶一段与讨论三岛无关的277个字。她的这篇所谓《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全文4,334字，实际上有65%的字数是别人的东西，这就涉及到一个做学问者应不应该有的态度问题。
　　还有，在这两人中，其中一个人一边上纲上线批判别人，一边却又向一家中学生杂志投稿，向我国少年介绍不适于未成年人鉴赏的三岛文学作品，最后被杂志社退了稿；另一个人则一边批判三岛的《金阁寺》是“反映军国主义情绪”，《春雪》是“鼓吹军国主义”，自己却又翻译出其中一篇作品出版，这样思维的混乱，逻辑的颠倒，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却不愿好好安下心来，多读几本三岛的书才发言，而却热衷于专门算计别人，这就难怪他们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有学术性的批判文章来。学界有人走到这一步，悲乎？！
　　最后，我还得再说几句话：《文汇读书周报》特约记者问到我“目前微妙的中日关系，是不是给中日文化交流造成很大麻烦？”我说：“中日文化交流，首先是文化的。目前微妙的中日关系，对它的影响不是太大。”现在读了《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一文，以及看到了该文作者所作所为以后，我想在这里补充一句：文化交流，是人民对人民的心灵交流，在当前的情
　　况下，人民，特别是文化知识界，更需要通过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进行沟通，加深了解。今年我应约写了一篇小文，谈到有关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题为《文化求索与东瀛》，编辑发表时，改为《彼此包容，互相感动》（人民日报2005年2月22日国际副刊版），当时我未能完全了解其意，我现在已清楚其点题的深远意义。尤其是今天读了《人民日报》报导，为贯彻胡锦涛主席就发展中日关系提出的五点主张，进一步加强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与日本“言论NPO”组织，在北京举办首届中日关系论坛，强调了开创民间交流新平台的重要意义。因此，大家都会明白，在国人来说，面对当前的形势，应该相信我国政府能够解决好当前复杂的中日关系问题，冷静以对，警惕有人抱着某种目的，摇唇鼓舌，企图煽动人们的不当情绪，干扰中日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与友好交流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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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的公开信（ZT）

对上了。。。哈！
致叶渭渠的一封公开信
——斥《学术腐败风漂洋过海》一文
文洁若

2006年1月7日，从网上看到你的大作《学术腐败风漂洋过海》。你在文章的倒数第6段中这么写道：“如今在中日关系紧张之时，她却出来煽动情绪，在一篇题为《九·一八事变七十四周年感怀》的文章中说，她恨日本人，‘在日本一年，度日如年，还没有到1985年底，已把回国的行李打点好了。’”

你心怀叵测，断章取义。一年多来，我确实写了多篇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但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写过“我恨日本人”。你倒没敢把这五个字放在引号内，否则真可以控告你。你使用的是“四人帮”爪牙的伎俩：只截取文章的片断而不顾全文。关于日本，我写过不少文章，正面反映的有《伊藤克——一个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展望二十一世纪——筑波博览城巡礼》、《东京交通拾零》、《东洋大学巡礼》、《旅日散记》、《幼儿教育家海卓子》、《东京的麻布小学》、《公民纪律在日本》。这几篇都收在我的第一部散文集《梦之谷奇遇》里。从题目就可以看出，篇篇都是写中日友谊的。《九·一八事变七十四周年感怀》一文，简字体的刊于《传记文学》（2005年10月）。我在此文的倒数第5段中写道：“1985年至1986年在东京，我看到右翼分子开着一辆辆卡车，上面拉起大书‘大日本爱国党’字样的横幅，横冲直撞，气焰嚣张。我每次到巢鸭去乘地铁，喧哗的军歌噪声不绝于耳。而战后初期，众多战犯就曾关押在这一地区！也许是我太敏感，只觉得和战前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学生时代参加过学运的讲师告诉我，右翼是垄断资本家豢养的。我还看到电线杆子上张贴着用恶毒的词句咒骂首相（当时是中曾根）的传单，说他不该访华。”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一段末尾说：“在日本的一年，我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度日如年……”照你的逻辑，右翼等于日本人，怪不得批评三岛，就使你勃然大怒。我甚至连“我恨日本右翼”这样的话都没有说过。你必须对“她却出来煽动情绪，在……文章中说，她恨日本人”找到根据，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我在《生机无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一书第217页至220页记载了“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和勋四等瑞宝章的事。我把当时的发言全文刊载在书里了。全文如下：

由于长期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取得的成就，我受到本年度日本国外务大臣的表彰，深感荣幸。我认为自己实际上是代表许许多多中国同行受奖的。五十年前，敬爱的周总理曾对当时的外务局工作人员说：‘日本是应当重视的国家’。他还特别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早在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组织了周作人、钱稻孙等对中日两国的古典文学有很高造诣的文学前辈翻译出了《万叶集》、《源氏物语》、《枕草子》、《平家物语》等日本文学名著并陆续出版。

1950年参加工作以来，我白天编辑、校订译稿，业余时间仍笔耕不辍，虽做了不少工作，但至今还有许多未完成的计划。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中国人民翻译介绍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

文学是加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沟通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门坎时，但愿中日两国人民通过介绍对方的文学作品来增进相互的了解。我将不辜负外务大臣阁下、大使先生及中日两国老朋友的期望，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当时，好多与会者听了这篇发言都很感动，代表萧乾生前单位中央文史馆前来的刘松林司长还特地要了一份做纪念。1985年至1986年赴日期间，我在《江古田文学》（1986年冬季号）上发表了《日本文学作品在中国》一文，其中写了我的五种译本：《五重塔》、《防雪林》、《夜声》、《日本的黑雾》、《永远长不大的娃娃》。我没有你们那么大的本领，那么高的效率，70年代才开始翻译，90年代已译了100种书！而且大都是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文坛巨子的难度极大的名著！

你知道为什么80年代中叶的一天，我跟你拍桌子，申斥你吗？打那以后我们未再说过话，你索性搬到另一间办公室去了。因为我知道，你译的几十万字《川端康成小说选》即将搁笔，倘若这样一座大山压在我头上，非把我压垮不可。我初步统计过，你们夫妻店仓促赶出来的粗糙产品，我得花十倍的时间才能加工到可以出版的水平。职业道德不允许我将不够水平的稿件送到出版部，只好跟你绝交，我才能摆脱源源而来的叶、唐夫妻店制造的稿件。谢天谢地，最后由一句日文也不懂的刘寿康担任责编。既然不懂日文，从中文通读一遍就能发稿，太省事了。

1972年5月，你从对外文委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并不稀罕回原单位，心想：换个出版社也许心情更愉快。当年9月，我请了半个月的事假回北京，为儿子联系学校（由于学生越来越少，干校的子弟学校已停办。）将他安置好后，我到商务印书馆去找陈原社长。1950年9月我参加工作后就认识了他。建国初期人手不够，他知道我通晓英日两种外语，曾想调我到他的单位。我告诉他，想到商务来编字典，最好萧乾也一道调职。他说：“萧乾太大了，我调不动。你嘛，我可以想办法。”

果然，1973年7月初调令下来了，我于9日抵京。自1月份起，萧乾就在北京治病。我回家后，他告诉我，朱海观刚刚来过一趟，说是文洁若将在商务印书馆的词典组工作，而该组的朱普萱是他的好朋友。岂料，当我次日到商务印书馆报到时，陈原告诉我，他确实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提出过调我去商务一事，严社长欣然首肯。正式下调令时又节外生枝，人民文学出版社变卦，不肯放了。

我在办公室里搭几把椅子当床铺，一住就是十年。1983年春节前搬到目前的四室一厅，能够在家工作了，这才回家住。那十年最繁重的工作就是为叶、唐伉俪校订译稿。其实，你们二位是北大东语系有史以来的高材生，成绩优秀。你们认为，反正有文洁若把关，译文连底稿都不打，字典也懒得查，望文生义。我仍保留着楼适夷社长题赠给我的一本《天平之甍》。他笔力遒劲地写道：“洁若同志，谢谢您的帮助。适夷。”多么高的风格！其实，他的译文质量比你们二位高得多。首先，他的中文底子厚。我只消用铅笔指出，哪一句最好怎么改，他会用自己独特的用语改得妥妥贴贴。最怕的是日文不过关，中文更差。然而，你竟然趁着他受审查、政策尚未落实之际，将他那部比你重译的要高明得多的《蟹工船》废掉，这是不道德的。对待钱稻孙的《木偶净琉璃》也是如此。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1981 年7月出版的《日本当代小说选》（上）收有谷崎润一郎的短篇小说《月亮和狂言师》。译者为钱端义。实际上这是钱稻孙译的。我怕你又把它拿回家去“参考”一番，随后以钱稻孙有历史问题为借口，把你的译作收入集子。《木偶净琉璃》至少还在60年代出版过，《月亮和狂言师》尚在原稿状态，就更倒霉了。钱端义是钱稻孙的次子，新华社离休干部。我叫我弟弟文学朴把译稿转给钱端义，将译稿重抄一遍，署上他的名字交稿，这也算是“子承父业”吧。后来他欣喜地告诉我，钱稻孙的历史问题已落实，予以平反。日伪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不算汉奸。中华书局的李思敬所译《核桃林》交稿后，也被唐月梅“参考”一番后退给我，将她本人的新译稿换上。

说起来，李思敬还是你们二位的校友呢。他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同是右派，萧乾比他强多了。我的工资和稿费足以维持这个家，他除了每月26元的生活费，还有40元的家属津贴，加在一起相当于转正后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1961年6月回京后，拿103.50元，比我高一级（我是89.50元）。至于李思敬这样的学生右派，每月只发13元。他的单位是中华书局，由于有病，与患了心脏病的萧乾一道值夜班。我经常替萧乾值夜班，因而结识了他。他选修过日文，又自学数年，水平已不错了。我把梅稻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核桃林》译文和原著借给他。他中文底子好，所以重新译的比梅稻的强。何况梅已于1961年赴日本定居。我原来的计划是，唐月梅译三篇，李思敬译一篇，此书作为二人合译处理。岂料唐月梅说，李是摘帽右派，把他的译文“参考”够了，予以淘汰，《井上靖小说选》就成了她一个人译的。李思敬说，他从唐月梅的译稿上看出“参考”他的译文的痕迹，有些词是像他这样的中文系的人才会用的。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文学这一片儿只出了两本书：《井上靖小说选》和《有吉佐和子小说选》。你们夫妻占了一本半。《井上靖小说选》的四篇都是唐月梅译的，《有吉佐和子小说选》的四篇，你占了两篇，（《墨》和《木偶净琉璃》）。我只译了一篇新的（《地歌》），另外一篇《黑衣》是60年代的旧译。

我是1972年在干校结识李思敬的。这一年的7月，萧乾在双抢时身体垮了，到武汉第二医院去检查，被确诊为患了“冠心病”，由下大田改为值夜班。我白天下大田，晚上替他值夜班。由于1971年复调走了一批人，老弱病残又去了丹江，我们好不容易分到一间屋子。儿子小桐用旧罐头盒给我们做了一个煤油炉子，我从老乡那里买甲鱼，炖汤给他喝。李思敬是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时打成右派的，青梅竹马的女友被迫离开了他。1972年他刚结婚，妻子是他母亲在天津为他找的。他在自学日文。可能在敌伪期间就学过，大学时代又选修过，反正他向我请教时，已经能译出短文章了。唐月梅把《核桃林》退给他后，他于1983年寄给我一本日汉对照《核桃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4月版），前言中写道：

日本当代作家井上靖所写的短篇小说《核桃林》，1962年曾有萧萧的中译本。1972年我在咸宁五七干校时，应人之约重译。但由于形势的变化，终于未能发表，所以也就扔在乱稿堆中任其尘封了。后来见到新译，所以又想起这尘封八年的旧译，或许还有一二可参考之处，值商务印书馆《日语学习》需稿，便以译注的形式分三辑连载。考虑到对照阅读的需要，译文又作了许多调整。……付排前得尚永清、文洁若同志的指教，发表后王宏、顾耀明以及日本中村薰先生也来函多所匡正……

“1962年曾有萧萧的中译本”这个说法有误。中译出自梅韬之手，是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的。我很喜欢原著，觉得梅韬的译文不够理想，所以把原著和杂志都带到干校，对照着看。后来我把此文交给李思敬，请他重译。1973年7月我回北京时，他尚未接到调令。这里“应人之约”的“人”指的是我。离开干校时，我把杂志、原著以及他的译稿都带走了，我决定把这篇译稿收入《井上靖小说选》的事，也打电话告诉他了。那时他已经调到商务印书馆，听说后来还当过副总编。

唐月梅退掉李思敬所译《核桃林》，唯一的借口是：他是“摘帽右派”！！！

我之所以敢在80年代拍桌子申斥你，是因为1979年2月萧乾拿到了一纸平反书，成了出版社顾问（社一级干部）。你再也不敢动辄就威胁我说：“你的言论，我全记在本子里哪。”

至于李芒的历史问题，既然他去世后，讣告上分明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证明早已落实了。人已去世多年，你还揪住不放，是何居心？早在1999年 3月15日，时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的李芒，就在《三岛由纪夫的反动言行不能翻案》（李芒著《采玉集》第25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一文中指出：“三岛在《英灵之声》（1966）等作品中，将二战中死于侵略的士兵的鬼魂赞为‘英灵’，三岛在1963年写作的话剧剧本《欢喜的琴》，歌颂日本警察的机智，污蔑共产党地下党员潜入日本企业，煽动日本员工反对政府。”

我由衷地庆幸你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呆了十几年，我最大的幸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日本文学这一摊，一向只需要一个人。1973 年所以把我从商务要回来，是因为1972年5月你调来后根本不安心编辑工作，只热衷于给自己和唐月梅抢热门选题。在1951年3月建社以来的社史上，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0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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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篇故纸堆中的故事啊

原来中国的日文翻译界当年出了这桩事情，那么文中所影射的知情人，该是叶唐夫妇俩的所谓“对头”文洁若罗，哈哈，我又开始乱想了。
从误解到诬陷
——──刘振瀛事件始末记（转自日本新华侨网）
发布时间：2007/01/31 17:54:51 　作者:叶渭渠

编者按：20多年前，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曾有关于“抄袭”的传闻，其中缘由究竟如何，叶渭渠先生特地撰写了有关文章由本报独家发表。此文作为一个属于学术史的资料，供研究者和读者参考。作者言论并不代表本报观点。



近日，一位编辑与我相叙于团结湖寒士斋，畅谈日本文化与文学，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谈到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论”。这位编辑谈到他上大学时，读了刘振瀛先生的《我是猫》，深深被刘振瀛先生传神之笔所打动，并说他更佩服刘先生翻译的和歌，完全体现和歌简朴而真切的歌风，但读到1982年第6期《日语学习与研究》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刘先生在《世界文学》1980年第5期发表的三首和歌，是“剽窃”别人的，他一直质疑，不能置信，但又不了解内情……

他谈着谈着，我心潮起伏，又勾起了我对这段往事的回忆，对24年前发生的这件从误解到有计划、有目的地诬陷刘振瀛先生事件始末的回忆。因为我国日本文学界的不和与纷乱，都是从此引起的，至今我们日本文学翻译界，尤其是广大日本文学爱好者，对此事件始末仍不甚了解。一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日本学者，对刘振瀛这样一位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会“剽窃”别人的三首和歌，更是难以置信，至今仍存疑。刘振瀛先生因遭此诬陷，积郁成疾，十多年前过早地仙逝了。刘师母也因此事件，精神受到刺激，患了脑部功能性障碍。与这位编辑交谈的这一夜，我难以成眠，那凄惨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事情得从头说起：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刘振瀛先生等人翻译西乡信纲等人著的《日本文学史》。当时刘先生负责古代部分，带领我的同班同学张光珮等负责近古、现代部分。交稿后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书自然不能出版。至“文革”闹剧落幕之后，着手编辑这部译作时，我已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编室任亚非编辑组长，负责编辑此书的文洁若发稿时，向我谈到她在编辑过程中，与商务印书馆的尚永清先生商量修改了刘先生的几首和歌。责编对著译的文字修订，这是正常的运作，我未放在心上。当时，刘先生在“文革”受审查，未获“解放”，于1978年以“内部发行”方式出书时，不能署实名，就署了“珮珊”的笔名。因此，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1980 年《世界文学》编辑部准备出版一期日本古典名著专辑，内中包括选自《万叶集》多首和歌，编辑唐月梅本来是向李芒组稿的。李芒至发稿时间仍未交稿，于是她为了不影响刊物按时出版，有关《万叶集》和歌部分，就从已发表的书籍中，选出多首，其中有陈文彬、卞立强翻译的几首，和从上述《日本文学史》选了几首，但该书署笔名，唐月梅便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责编文洁若了解译者是谁。文洁若答复说，是刘振瀛先生译的。所以，《世界文学》在1980年第5期刊出这几首和歌时，就署名刘振瀛。于是，一位我国留日学生发现《世界文学》发表的刘译，与钱稻孙于1959年在日本出版的《汉译万叶集》中这三首和歌一字不差，就于 1981年夏分别给《世界文学》编辑部和李芒写信反映了此事。

李芒收到此信后，马上给当时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刘振瀛先生所在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反映这件事。当时在北大东语系任教的卞立强向我谈及此事。我觉得稀奇，文洁若不是说过是她与尚永清先生商量修改的吗？我当即询问了文洁若。此时文洁若坦诚，这三首译歌是她照抄钱稻孙的译作。

之后，文洁若遂即于1982年6月11日致函季羡林先生，承认是她“抄了钱先生的译文，改动后的译稿和校样都没有给刘先生看。《世界文学》从文学史中选登了六首，我忘记交代此事。”文洁若在信中并表明：“刘先生没有责任，完全是我的责任。”此信发出前，文洁若给我看过，并抄送了李芒。如果说，至此有关当事人是出于误会，向季羡林先生反映情况，完全是属于正常情况，但是此后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正常了！

正如文洁若致函季先生所言：“《世界文学》将《万叶集》译文发表后，有反应，我已口头说明，老叶也写了信，但似乎说服不了揭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日语学习与研究》要在该刊上所谓“揭露”此“抄袭”事件后，马上致函该刋编辑部，说明此事的原委。但是，他们未予理会，于1982年11月25日出版的《日语学习与研究》第6期上，用“湛雨”的笔名，以《令人不敢相信的事》为题的“来信摘录”形式，公开点名刘振瀛先生“大胆剽窃”，并表示“为了言之有据，附上两种译本的照片”。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包括不少日本学者，自然信以为真。由此，在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受牵连而一直仍是副教授的刘先生，好不容易盼来“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被北大评为教授，在向高教委报批中，也被叫暂停。一个诚实的硕学者受到如此诬陷的打击，其身心的伤痛可想而知。季羡林先生为了弄清真相，特派时任东语系主任陈家厚先生多次找我进行调查。我深知我讲真话的后果，但一个有良心的学者，对这种有目的意识陷害他人的事，绝不能沉默。于是，我如实地通过陈先生向季先生汇报。同时，高教委召集外贸学院、北大东语系有关负责人，进行商谈解决这个问题，三方一致认为《日语学习与研究》应在该刊上更正，并向刘先生致歉。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12月6日又一次正式致函《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再次说明：“有关此问题的错误，应由我社负责”，并要求他们来函照登，以使事情告一段落。有关人士仍拒不刊登更正的声明。最后很有耐性的季羡林先生，也不得不提出警告：若再不采取更正措施，就要在外语教育界披露此次诬陷刘先生的事件的始末。高教委纪委也介入此事。最后时隔两年多，该刊才于1985年第1期上，在刘先生的“来函照登”上，发表一个简短的编者按语，表示“我们在处理该稿件时不够冷静，缺乏慎重，给刘振瀛同志造成了损失，在此表示歉意。”

至此，这一场由误会而引起的事，为什么会转化为一个诬陷的事件呢？这个“湛雨”又是谁呢？揭示出来，也许会真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据《日语学习与研究》的知情人在这次调查中揭露，这确确实实是一场有目的有计划地诬陷刘振瀛先生的事件。这位知情人是该刊创办人之一，他谈了事件的经过：1982年11月份的一天，该刊主编拿了一份已经拼版的《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清样给他看……为了使真相更接近于原点，让我在这里引用这位知情人写下的、与该X主编的一段对话吧。

知情人：原文是发表在《世界文学》上，我们刊登这样的读者来信不合适，而且像刘先生这样的名人，更应慎重对待，应当把这封读者来信转给《世界文学》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都不让乱点名，今天这样做就更不合适了。

主编：我是主编，出了问题我负责。

知情人：从这篇读者来信的文风和措辞来看，不像是一般人写的。这里边是否有超越学术范围的因素在内？这篇来信一发表，是会损伤刘先生的声誉的。

主编：这是李芒写的文章，我把刘的表现对李（指李芒）讲过，人家很气愤，这篇文章有根有据，就是要把他（指刘先生）搞臭，让他会长（即日语教育学会）当不成，教授当不成，教授楼也别想住。

引用至此，可见是李芒与这位主编同谋，用非学术的方法，打击有学问的人，以达到各自明白告人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此事件后，有人就藉着的一个二流学会会长那么一丁点“权势”，以对此事件的态度来划线，并放言要在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孤立”站出来作证的人，使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闹得不团结，导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局面。有人声言在领导与老师学友面前不好说话，保持“中立”，然而在背里地却搞了不少小动作，乃至在川端康成夫人秀子面前说了不少作证人的坏话。有人一边搞所谓“平衡”，一边却站在诬陷者一边，企图阻止当时的《日本文学》杂志刊登一篇对刘先生的采访记，造成了《日本文学》编辑部的内部矛盾，等等。这一事件之后，有关译介川端康成文学、三岛由纪夫文学方面发生的种种非学术现象，诸如引进政治和行政干预正常的学术讨论，也不是与此事件无关的。这一事件，正是我们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的二十多年来的乱源，我以为这不是什么个人积怨的问题，而是一个是非公道的问题，这也折射出我们当前学界和社会乱象的一斑。而且，这一乱源，至今仍对我们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产生着影响，有良知的人是绝不能是非不分，视而不见的。我已快八旬的人了，如果我再不把这段亲历的事件始末写出来，给刘先生还个清白，给读者还个明白，将愧对九泉之下的恩师，愧对我们从事的事业，也愧对公道和正义。于是，我执笔写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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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不是无名氏！

今天在图书馆，无聊，在旧书架里面翻旧书，打算专挑借阅记录为0的东西来借，看看有什么书是从来没有借出过的。看见了一本毕希纳文集，借阅记录为0。。。不，仔细一看，竟然在书后面的借书记录那里看到一行小字，题于去年3月，一个小子留言道：“竟然无人识得这好书，毕希纳文学奖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啊！”偷乐；一本安部公房的《樱花号方舟》，泡水了，也是没有借阅记录；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远景出版社赠送了许多文学名著，包括在台湾获得版权的马奎斯（即马尔克斯）的几种，以及D.H.劳伦斯的主要作品，最后看到一本书，上面写着无名氏，放在德语文学系列附近，我当是好像熙德之歌那种，为古时候游吟诗人留下的传统文学，可是该小说名字却是《北极风情画》，那么显然不是一个传统故事了。。。回家一上网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无名氏，可远不是无名氏呢。
当代文坛奇人——无名氏
（转自http://www.chinapostnews.com.cn）

　　远至上一世纪４０年代，出版界推出了两本新书：《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顷刻之间，风靡了大江南北，倾倒了千万读者。事过６０多年，至今这两本书在海内外仍一版再版，畅销不衰。
　　好奇的读者禁不住要问：《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两本书的作者无名氏是何许人也？现在在哪里？陆续出版过哪些作品？他的著作有哪些特点？他的生平际遇、婚恋、家庭、性格又是怎样的呢？
　　特立独行的无名氏，始终是个谜。媒体称之为“神秘人物”。南京作家李伟，曾写过一本《神秘的无名氏》，也只是雾里看花、未窥堂奥。有人称无名氏是海派作家，其作品、行事具有广义上的浪漫主义风格。深知他性格的胞兄卜少夫曾说：“他是一个属于敏感症、神经质、沉思派的一种‘典型’。”
　　无名氏祖籍扬州，扬州是一座人文汇集的城市，以“扬州八怪”驰名古今。１９１７年无名氏出生于“龙盘虎踞”的古都南京。他兄弟５人，排行“夫”字辈，故称卜乃夫。他的长兄、三哥已故。二哥卜少夫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曾任《中央日报》、《申报》总编辑和新闻天地社社长，２０００年病故，享年９３岁。幼弟卜幼夫现任台湾杂志社社长。昆仲三人三支笔，长年驰骋文化界，饮誉海内外。
　　无名氏除常用的卜乃夫外，还有卜宁、宁士、名士等名。无名氏是中国文坛少有的一位自学成才的名作家。他曾就读于南京五州中学高中部，未及毕业，只身前往当时的北平，在图书馆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不涉猎，旁及西洋文学，故此打下了他日后的雄厚基础。
　　２０岁，他脱颖而出，受聘《扫荡报》记者，２６岁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一举跃上文坛，被赞为文学界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研究无名氏著作的行家都知道，他呕心沥血撰写的七大卷《无名氏书稿》是他毕生的代表作，已由海内外出版社陆续出版。
　　他的创作生涯颇为奇特，一部４０万字的《海艳》，是在杭州一座尼姑庵里写的。１９４８年，他卜居南晋一代著名修炼家葛洪息影处葛岑山庄，完成了他的大作《色的蛇夜》。随后，他匿居于大运河末梢的一条陋巷，一箪食一瓢饮，闭门构思他的《死的岩层》、《绿色的回声》、《开花在星云之外》以及《创世纪大菩提》等宗教哲学长篇小说。
　　无名氏是一位专业作家，１９４９年后，他的小说被视为“鸳鸯蝴蝶派”，受到冷落，生活陷于困境。由于他的幼弟在台湾、二哥在香港，关系复杂，被定为 “异己分子”。于是，他跌进了历史的狭谷，下乡开山垦荒。１９６８年，他受友人之累，被捕入狱，囚禁于杭州小车桥监狱。此时的无名氏销声匿迹了。
　　奇怪的是在“破四旧”席卷神州大地时，红卫兵小将发现了《塔里的女人》的旧版本，翻开一看，入了神，竟然悄悄手抄全文，私自传阅。
无名氏的销声匿迹引起了港台作家、读者的关注，纷纷揣测他的生死存亡。有的说他流亡拉丁美洲，有的说他被发落新疆改造，也有传闻他患有肺痨，不治而亡。
　　沧海桑田，星移物换。１９８１年已经获得彻底平反的无名氏到了香港，次年飞往台湾。原是囚徒的无名氏，一时成了新闻热点，卷起一阵“无名氏旋风”。
　　奇人自有奇遇，１９８６年媒体报道，时年６８岁的无名氏获得佳偶，新娘是如花似玉、时年２９岁的马福美小姐。婚礼大典定于５月１９日，设席三十余桌，出席的贵宾有孔圣人奉祀官孔德成，国民党元老黄少谷，政界名人蒋伟国，一一致辞祝贺，成为文化界的一大佳话。
自无名氏踏上宝岛后，所思所想，颇多微辞，尤以台独势力猖獗，激起他的愤懑。他声言，只有肃清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分子流毒，坚持一国两制统一原则，华夏儿女才有光明前途。
　　无名氏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曾两度返回大陆，应邀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讲学。他的著作重放光彩，先后在京、沪、宁、广等地出版。
　　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他的《在生命的光环上跳舞》散文体自述，共计８卷６７篇，描述了他的人生历程、写作经过、婚恋内幕、国外游记感怀以及他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探索、沉思。行文流畅，用语幽默风趣。《在生命的光环上跳舞》一书为我们了解无名氏其人、其事、奇情、奇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是一本文学爱好者不可不读的散文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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