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se days 1 & 2 things'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Pure joy is a serious matter.


Native Green
Anima
Thomas Chapin
...Thomas Chapin, one of the more exuberant saxophonists and band leaders in jazz, died in 1998 at Rhode Island Hospital in Providence. He was 40.

Saturday, June 30, 2007

钱歌川学英文

从开始教英文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学生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英文要怎样才学得好?”这使我实在无法答复,因为学英文真无捷径。不过我可以把我个人的经历,在此说说,经历并不一定成功,我学了二、三十年的英文,只觉得愈学愈难,离精通还远得很,以前我只能看看英文书,现在才可以勉强写作,不至再受林语堂先生半身不遂的讥笑。
林先生常说:“你们日本留学生,只能阅读英文,不能写说,无异半身不遂。”我当时也老着面皮,和他争辩,理由是有些吃过面包的人和多数国内大学的毕业生,写说既不通,阅读也一知半解,那岂不是全身不遂?
不过这只是解嘲而已,我内心当然很受了点刺激。从那以后,我便决心要把英文写好。但好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的。只得服膺爱因斯坦的学说,去求一个相对的好。我要把英文写得英国人认为可读为止,那就是在英国去出版一本书。几年奋斗之后,这目的居然被我达到了,林先生一句笑话,医好了我一种不治之疾。
我学英文,约莫经过三个时期。即国内的初学时期,日本的阅读时期,和英国的写作时期。在国内我进过好几个教会办的小学和中学,得益最多的,是在长沙的青年会中学,教我的英文的,是一个叫作费雅的英国人,他每个星期要我写一封英文信给他,又常常把一个个的学生叫他房间里去会话。所以我初到日本的时候,觉得说日文真难,要说英文反而容易。可是在日本住上六七年下来,永远见不到一个西洋人的影子,我口头几句似通非通的英文,便于不知不觉之中,被费雅索回去了。
留在日本几年,只是与书本为伍,教我的老师中,虽有一两个是日本的英文学者,他们读书的能力固不待言,就是发音也很正确,又能写得一手极漂亮的英文,可是他们教书时,从来不放一句洋屁,全是说的日本话。因为他们的教育方针,和中国的不同,他们不求皮毛,只顾实际,把学英文认为一种手段,研究西洋的学术才是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全在读书,不在说话。用英文直接教授,学生自难完全听懂,甚至教的人也不一定要懂,把字典上的解释抄下来,去念给学生听,就对付了。你问他那个字我们国语的解释是什么,他不一定说得出来。
从前在上海某大学里就闹过一个笑话,有人用直接教授法讲解美国爱默生的随笔,几点钟教下来,学生还是不懂,最后要求先生改用中文讲一遍,那回答是“这是哲学,我也不懂,你们去问你们的哲学教授吧。”用英文教这种哲学的,在中国的大学里,还有的是呢。
然而在日本的英文教师,就连这种哲学,也同在讲英文时知道讲解了。所以学生出来,在读西书时,都能相当了解,而翻译出来的东西,也不像中国这样错误百出。虽则左手偏枯而右手的力量,比我们的双手还大。
  我在日本那种环境中,即不幸患了左手偏枯的毛病,于是要到英国去求医。一去就找到了一位名医,用一种特效药,果然一年就把我的病诊好了。
我晓得你亟于想知道那特效药的名字,是不是?现在让我慢慢地告诉你吧。
他用的是治本的方法,认为英文得先把基础打好,所以他最初给我的是一部小学课本,我记得那书名叫作《剑桥英文读本》。你不要以为大学毕业生去读小学课本是笑话,那中间却有很多练习确真把我难住了。譬如第一次的练习,就是叫我把我住的那房间里面的一切物名写出来,休说壁上某一段木料叫什么名字我不晓得,就连挂面巾的架子叫作一种“马”,我都是那次方才学到的。后来他又要我把那书前面的一篇长序翻译出来,当时我很不解,他既不懂中文,怎样知道我译的对不对呢?可是他劝我不要问,后来自然会明白的。我译完后给他,他马上还给我:“就根据你的中文,再去译成英文好了。”这正是唐朝翻译佛经的办法,可以看你对于原文到底真正了解没有,和译得忠实不忠实。同时还可以试验你用外国文表达意思的能力。奠基之后,我便开始读书和写作。他指定我读了几部他认为文笔最好的小说,我把不懂的地方标出来,他给我详细解释。同时我又每天写,或是从中文翻译,一千字上下的英文给他批改。我每天所读到的和所听到的新字句,都可以应用到我每次的信上去。当许多其他的留学外国的同学,冠冕堂皇地在大学里读学位的时候,我却暗地在做着这种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卑下的工作。所以他们回来,可以在名片上、信笺上,印出一种伟大的头衔,而我确实依然故我,名片上仍然只有三个字,藏书上有只写得有一个中国人的姓名,没有外国的地名可是我并不后悔,我觉得中国人要拿外国的学籍或是地名来骄傲于国人,是一回可羞耻的事。中国到底还是个次殖民地,这些知识分子,还不够彻底,印度人就比我们更进一步。你打开任何一张印度报纸,你就可以发现许多求职者的履历书上,常有“投考某某大学落第”的字眼。他们只要去报名考了一下英国人办的大学,那怕未考取,也就是一种可以骄傲于国人的资格了。
话已说出了轨,应该言归正传。且说我跟那位塾师学英文,大都不出书本,而日常生活的谈话,还得另某发展。到外国去,找人教会话,简直是多余的,不仅在那短时间中,你说不了什么话,而且学来至多也不过是几句客厅里的话,最好是时时睁开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鼓动你的舌头,你便有无穷的收获,用不着花钱去请人教授。
记得有一位初到伦敦的朋友,得到了他房东的同意,每天同吃过晚餐以后,就和他谈半个钟头的话,他很得意地把这种交涉的成功,逢人便说,使我们大家都羡慕他的好云,难得遇到那么好的一个房东,可是一个月之后,他除了房金伙食的帐目,另外还接到一张帐单,上面开的是谈话费若干镑。
我房东太太和我很少接触。我所交际的,都是外面的人。我知道英国的男子大都是很忙的,你出上半镑钱一个钟头请他教你会话,毕竟得不偿失,最好找一个女朋友,英国在上次战后,人口中女子多于男子一百万,没有机会结婚的女子到处都是,她们比较有闲,而且极愿意与男子交际,认识之后,她可以时常和你往来,目的并不在钱。男女间既有一种吸引力,自然更容易接近。
我经朋友介绍,结识了一位刚从英国皇家美术学校毕业的女画家。初期不过是请吃茶,同去参观画院而已。后来熟了,不仅在茶室中两人可以闲谈一个下午,甚至常同出野外郊游,可以在道玩。在那些时候,说话的机会即多,而且无所不谈,范围又广,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博物院出来,来吃茶点,叫来的点心,似乎太少,我说不够吃,她就笑我“眼大肚小”。(这句英文你如果还不晓得的话,请来问我好了)像这一类的俗话,是教师们怎也不会教你的。
有时她到海滨小住,也打电报来历约我去玩一天。她在车站上接到我后,我们便沿着海边慢慢朝市廛走去,一面闲谈一面拾海螺壳,把时间置诸度外。等我们达到她预先约定的吃午饭的地点时,她的女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有为我也很熟的小姐,故意把手遮在眼睛上,做着寻找的姿势向着我们问:“他们哪里去了?”而我的那位朋友也不甘示弱,马上反唇相讥,大家互相开着玩笑。我觉得很难为情,她们则满不在乎。原来在她们,就是恋爱也不妨公开的呀。 
当日洗了一回海水浴,我们便去游山,走到青草原上,云雀在空中歌唱,蕙风吹着我们的衣,她故意让女伴走上前去,而倒下在我身边的草地上,装出一副娇慵无力的样子,终至闭上眼睛,吞吞吐吐地说出一些听不清楚的话,使得我也非把头靠拢她的唇边不可。到了这种时候,练习英文的机会,也就么有了,正是莎士比亚所谓:
      Love therefore, and tongul – tied simplicity   In least speak most  
这种令人回忆的往事,我现在只对你说,请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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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10, 2007

(转)差点儿没能出版的诗选

转中华读书报。□本报实习记者 徐 锋
  在江枫先生那间并不宽敞却从地面直到天花板都堆着各种各样书籍的住所里,他给我讲起了他和他那《雪莱抒情诗全集》的故事。
  翻译本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事业,译雪莱诗本来只是一种业余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开始得很早,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在他和另一个同学合办的文艺报刊《晨星》上,发表了他最早的几首雪莱诗译作。1949年初,江枫从清华大学外文系参军南下,军旅生活中他的行军背包里总带着一本牛津大学版的《雪莱诗作全集》。
  1956年秋,江枫从军队回到北京,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他将多年来利用闲暇时光零零碎碎译成汉语的雪莱诗歌整理成册,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试图出版。当时编辑提出意见,认为译作仍需改进。从出版社回到学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江枫对译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当他再一次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接待他的是他清华的同班同学张奇,也是一位诗歌翻译家。张奇告诉他:“郭老对翻译雪莱诗歌很感兴趣,但是公务繁忙,时间有限,你愿不愿意和他合作?由你译第一遍。”对于一个文学青年,这显然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建议,甚至可能会成为通往成功的一条捷径。但是江枫谢绝了。他说:“译诗,也像写诗,最大的愉快莫过于看到自己的作品按照自己的构思和趣味最终完成。译出来的诗和写出来的诗一样,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女,由自己来梳妆打扮是一个父亲不可替代的乐趣,我非常珍惜那点乐趣。”于是,又一次试图出版《雪莱诗选》的努力在江枫自己的固执下化为云烟。
  出版未成,张奇建议江枫再多译一些雪莱诗歌,在翻译过程中也可以不断改进,等到时机成熟再拿出来。然而,到这建议实现,已经是22年以后了。当江枫带着增厚了的译稿再一次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张奇已在“文革”中去世,接待他的是他的清华学长、又一位翻译家黄雨石。这时,查良铮的译本《雪莱抒情诗选》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已有这样一个译本的情况下,黄雨石虽同意再出一个“江译本”,但由于当时纸张供应紧张,短期内出版有困难,于是,黄雨石建议江枫投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在这时,江枫另一个清华外文系同班同学杨德豫代表湖南人民出版社来到北京组稿,恰巧看到这份译稿,觉得很有意思,便带回了湖南。
  译稿被带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后的第二年(1980年),江枫翻译的《雪莱诗选》问世。这一译本首先是在诗歌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诗人杨山在他从重庆写给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信里以激动的口吻诉说:“山城的读者奔走相告。”艾青和臧克家等大诗人都很喜欢这个译本,卞之琳不仅对这个译本评价较高,还问江枫是否能送给他一本。更有趣的是,此书出版后不久,全国文艺出版社在成都聚会,当初不同意再出一个雪莱译本的人文社副总编、翻译家孙绳武,见到了这个译本也很欣赏,并且问他的湖南同行:“这本书你们是怎样组到手的?”
  《雪莱诗选》初版5000册,刚一上市便告售罄,当年再版之后又连年再版。到1992年雪莱诞辰200周年纪念时,《雪莱诗选》以《雪莱抒情诗选》的名义继续出版,前后已印12次,发行近50万册。而后便有了各种各样分量不同、版本不同的“江译”雪莱诗选,甚至还出过一个盗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终于出版了一个江枫的雪莱诗译本,其分量已经超过最初送至该社那部书稿的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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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08, 2007

托尼1000w,里贝里2500w


还是拜仁新赛季的决心大。“海螺”和刀疤脸,强啊,教授你哭吧,人家也是一个赛季屁都没得还是比你香一些。toni难道不知道,出国踢球按照惯例是很难入国家队的吗。还有,法国人真是会赚钱,里昂,马赛,每一笔都大赚特赚。btw,刀疤和丑星Ewen Bremner好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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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04, 2007

潘光旦的“荤段子”

上周末,仍去舊書市場,還是頗有收獲,其中最高興,莫過于買到了壹本很好的雪萊詩歌選集,以及潘光旦翻譯校注的霭理士的《性心理學》,爲叁聯八七年版本的,我之前只知潘光旦是費孝通的老師,是研究社會學的老學人,後來撫卷則爲潘老的精彩注解和書的內容完全吸引,遂去網上搜羅了關于潘老的知識,得知潘老壹生研究範圍之廣,成就之著,乃至做人治學,更是非凡,據說去年出版了壹本《潘光旦圖傳》,我還沒有能夠看到,在網上有讀書人有心摘錄壹些內容,所謂潘光旦的“葷段子”,我也打算轉貼在這裏:

  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正式開學。由于清華在戰前曾在長沙開始建築部分校舍,此時還沒有完工,長沙臨大主要租用長沙聖經學院的校舍。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學院改設在南嶽衡山。潘光旦這壹時期主要負責臨時大學的教務,可能主要待在長沙。現存的手稿《存人書屋拊掌漫記》保留了當時烽火連天的形勢下,壹群臨大教授苦中作樂的生活場景記錄。潘光旦記錄這些生活場景,富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對“性”感興趣,常常說些既谑又雅的“葷段子”。隨手舉幾例如下:

例壹:余與海宗(指雷海宗,潘光旦清華學校時期的同班同學,時任清華大學曆史系主任)離平到湘後,內子與海宗夫人皆不健筆,來書甚少,余約計每月只壹信,海宗則更少,四閱月中,所得只壹函及二明片。某日與海宗晤,談及此事,余謂亦有法使彼等多作書乎?海宗搖頭曰:鞭長莫及。余不禁大笑,徐曰:鞭字有語病!

例二:之邁(指陳之邁,時任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成婚之夕,衆大鬧洞房,化成(指王化成,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碩然長者,獨不往。事後有人傳語謂化成實有苦衷。化成離平來湘,亦既四五月,怨曠之余,曾求教于體育教授馬約翰先生,馬先生曰:可非法出精。于是非法出精之大議論,壹時傳遍聖經學院。之邁之婚,同人自無不見獵心喜,而化成枨觸尤多,竟不入鬧房之夥,同人有扣之者,則曰:鬧房後歸聖經學校宿舍,獨自對火盆發愣,有何意味。此段問答某日傳至新園,岱孫(指陳岱孫,時任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味而善之,頻點首曰:對火盆以歎息。余亟應之曰:撫孤松而盤桓。

例叁:清華在嶽麓山建新校舍,余與芝生(指馮友蘭,時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岱孫、嘉炀(指施嘉炀,時任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初次往觀。其旁有農業學校,校有蠶室,占清華新址之壹角,正接洽出讓中。臨時大學開辦時,擬即以此爲土木工程系之教員宿舍,余笑問嘉炀曰:公等何日可下蠶室?芝生喟然曰:是真所謂文章誤我,我誤妻房!

  例壹中的“鞭字有語病”,運用了“鞭”字在俗語裏暗指男性陽具的壹層含義,造成了壹語雙關的修辭效果。例二的“非法出精”壹語源自佛教,指手淫;以陶淵明《歸去來辭》裏的“撫孤松而盤桓”來對“對火盆以歎息”,不僅對仗工整,也和“非法出精”的說法遙相呼應,所以“性”的意味十分明顯。例叁的“蠶室”是壹個典故,唐代李賢注《後漢書》雲:“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說受過宮刑後的人怕風,喜暖,在地下室生火養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養蠶的暖室壹樣,後來就以“蠶室”來指代宮刑牢獄。這明顯是以典故來引起聯想,造成戲谑的效果。馮友蘭所謂“文章誤我,我誤妻房”,既是對潘光旦的回應,也是對文人情趣的自嘲。

《潘光旦圖傳》,呂文浩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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